他正团，我退伍。

1983年冬天，我和对门院子的张建军一起穿上军装。两个十八岁的安徽农村娃，坐了三天两夜的闷罐车，到了东北的军营。下车时零下二十五度，我俩冻得直哆嗦，还互相傻笑。

新兵连三个月，我俩睡上下铺。我上他下，晚上翻身铁架子吱呀响。他总说：“柱子你轻点，跟拆房子似的。”我俩一起挨训，一起啃冻得梆硬的馒头，一起在雪地里练正步。张建军干啥都比我认真，一个动作他能练一百遍，我练二十遍就想歇着。

分兵那天，我俩紧紧攥着对方的手。结果出来，他去了三营七连，我留在了团机关。原因很简单，他初中毕业，我高中毕业。那时候高中生稀罕，团里政治处正好缺个写材料的，就把我留下了。

张建军走的时候冲我喊：“柱子，好好写，说不定以后能当军官！”我笑着摆手，心里却咯噔一下。机关有机关的好，不用天天野外训练，可提干名额少得可怜。连队不一样，表现好就能考军校。

我开始了在机关的生活。每天就是接电话、抄文件、写简报。我的字写得工整，领导挺满意。闲下来我就去操场边看连队训练，七连就在我们楼后。经常能看见张建军带着他那个班在练战术，一身土一身汗的，可眼神亮得吓人。

有次他来找我，兜里揣着两个煮鸡蛋，还热乎着。“柱子，我报了文化补习班，”他一边剥鸡蛋一边说，“初中底子不行，得补。”我咬了口鸡蛋，“你行，肯定能考上。”他咧嘴笑，嘴角还沾着鸡蛋黄。

1985年夏天，我提干了。排级干事，工资涨到七十八块。第一时间写信回家，爹回信说：“咱家祖坟冒青烟了。”同一天，张建军来找我，脸通红，手里攥着一张纸。“柱子，我考上军校了！”他声音都劈了。我俩在机关楼后面的小树林里转了好几圈，他又蹦又跳，我跟着高兴，可心里像有根针在扎。

他去了石家庄的军校，我还在团机关。他寄照片给我，穿新军装，精神得不行。我回信说机关挺好，提干了，让他好好学。其实那会儿我已经感觉到，我俩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1988年，张建军毕业回来当排长，我还在政治处，不过成了副连级干事。他来报到那天请我吃饭，食堂要了两个菜，一瓶二锅头。他跟我说军校的事，说新装备，说机械化步兵战术。我听不太懂，只能嗯嗯地应着。喝完酒他说：“柱子，要不你也考个军校？”我摇摇头，“晚了，过了年龄了。”

九十年代部队变化快。张建军年年立功，从排长到连长，再到作训股长。我还在政治处，从干事到副主任，熬了六年。每次见面他都风风火火的，聊的都是训练、演习。我跟他说的都是写材料、迎检、政治教育。说到最后就剩沉默，举着杯子碰一下。

有一回全团干部大会，他坐前排，我坐后头。参谋长点他名表扬，说他带的连队比武拿了第一。我跟着鼓掌，看着他肩膀上的星星，再看看自己，鼻子有点酸。

转业那年我三十八岁。走之前张建军请我吃饭，他已经是副团长了。还是食堂，菜好了一些，开了瓶好酒。他给我倒满，“柱子，这些年辛苦你了。”我笑了，“辛苦啥，混日子。”他盯着我，“你当初要是去了连队……”我摆手打住他，“没那命。”

他说起新兵连，说起闷罐车，说我在车上吐得稀里哗啦他给我擦。说起分兵那天我俩攥着手不松。说着说着他眼圈红了，我赶紧举杯，“建军，你好好干，给咱村争光。”他闷了一大口，“柱子，你写材料写得比我好，真的。”

回到地方我被安置在县民政局。日子平淡，朝九晚五。张建军还在部队，后来去了师里。逢年过节会打个电话，话越来越少，可从来不挂。前年他调回老家军分区，正团。我俩见面，都五十多的人了。他头发少了，我肚子大了。

他说：“柱子，我这辈子就信一件事，只要肯下功夫，笨鸟也能飞。”我拍拍他肩膀，“你是飞起来了。”他摇头，“你当年要是不在机关，在连队，说不定比我飞得高。”

其实我俩都知道，这就是命。一个进了机关，一个进了连队。机关安稳，连队苦，可连队有奔头。这道理我二十多岁就懂了，从来没怨过谁。

那天我俩沿着新兵连跑过的路走了半天。雪地还是白的，跟三十多年前一样。他走前头，我走后面，看着他的背影，想起十八岁那年在闷罐车上，他跟我说：“柱子，将来咱俩都当军官，风风光光回村。”现在他当上了，我也没丢人，就是路不一样了。

临走他给我塞了条烟，“柱子，有空来军区大院坐坐。”我接过来，点点头。看着他军装笔挺的样子，突然觉得挺好。兄弟还是那个兄弟，就是各走各的道。

人这一辈子，有时候就岔在那么一步上。可我从来没后悔过。当年那个高中文凭让我进了机关，让我有了今天。建军在连队拼出一片天，是他的本事。我俩都是从那个安徽小村出来的，都没给村里丢人。

谁高谁低的，到五十岁再看，真没那么重要了。

你们说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