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贪污被抓，明朝有一种刑罚让所有贪官闻风丧胆，比死还难受。

洪武年间，朝廷处置贪官，有时候不止于死。

犯官被处决之后，还有一道程序：将皮剥下，内填稻草，缝合成人形，穿上官服，送回该官员原来任职的衙门，摆在明处。

各地专门设有叫"皮场庙"的场所用于存放。

某些衙门里这样的东西不止一具，新任官员上任，有时会在差房某处发现前任留下来的那件东西，立在那里，不用解释。

这叫"剥皮实草"。

一个死了还要被这样处置的官员，在当时人的观念里意味着什么，大概不难想象。

要说清楚这件事，得从朱元璋的来处讲起。

朱元璋出生在元末的濠州钟离，今天的安徽凤阳，家里世代佃农，靠租种别人的地过活，遇上灾年就直接撑不住。

朱元璋十六七岁那年，家乡先遭旱灾，接着来了瘟疫，父亲、长兄、侄儿在一个多月里相继死去，家里拿不出买棺材的钱，连块可以埋人的地都没有，最后是邻居刘继祖出手，才有了落葬的地方。

这段往事，朱元璋后来亲手写进了《皇陵碑》，用的不是堂皇的帝王文体，是把家里遭难的经过一条条记下来，语气平实。

父母兄长死后，朱元璋去皇觉寺剃度为僧，没多久寺里也断了粮，只能出门化缘，在淮西一带流浪了三四年。

走过许多地方，见识了元末底层的真实面貌。

地方上的征税、摊派、官员与豪绅之间的勾连，普通人在那中间是什么处境，他不是从书上读来的，是在那几年里亲眼见识的。

后来加入郭子兴的义军，再后来逐步自立，打下集庆（今南京），立国大明，年号洪武。

历朝开国，通常都强调吏治清明，背后的道理是腐败侵蚀税收、拖垮军队、动摇政权。

朱元璋自然也懂这套制度逻辑，但在这层逻辑之外，他父母兄长死去的那一年，他才十七岁，那不是理论里的东西。

这种态度，最终落在了制度上。

建国之后，朱元璋颁布《大明律》，对官员受贿枉法的处罚设了法律标准。

在此基础上，他又亲自颁行《御制大诰》，前后共四次。《大诰》收录了大量洪武年间的处置案例，由朱元璋本人作注，其中明确列出了"剥皮实草"的适用情形。

朱元璋还下令将《大诰》大量印刷，在全国范围内分发，要求各家各户收存一份，各地学校要讲授其中的内容。

据史料记载，凡家中存有《大诰》者，若犯了某类罪行，量刑上可以减轻。

这条规定本身说明，朱元璋希望《大诰》真正流通起来，成为尽可能广泛的社会知识，而不只是官员之间的内部规则。

关于"剥皮实草"，它之所以在当时人眼里重于单纯的处死，在于死亡之后仍然没有结束。

皮被剥走，填充稻草缝合成人形，送至原来任职之处展示。儒家传统观念里，身体的完整与死后的状态有其特殊分量，这套处置的震慑用意，是摆明了要让后来者看见的。

洪武年间规模最大的反腐清查，郭桓案是绕不过去的一件。

洪武十八年（1385年），户部侍郎郭桓主导了一场涉及征收秋粮的大规模舞弊，账目做假，上下串通，牵连范围极广。

《明史》对此有专门记录。

案件查处后，郭桓等主犯被处以极刑，是洪武年间单次反腐案件中记录最为详细的之一。涉案总人数，各类史料的说法存在较大出入，具体数字这里不引。

郭桓案之前，洪武九年（1376年）还有空印案。

地方官员在空白文书上预先盖好官印，到京核销账目时再填写数字，省去来回奔波的麻烦。

这个做法在元代就已存在，许多经手的官员认为这属于行政变通，谈不上贪腐。

朱元璋的判断是，凡在空白文书上预先用印，就是对朝廷的蒙蔽，性质上有根本问题，彻查随即展开，涉案官员的处置覆盖面相当广泛。

这套手段的实际效果，朱元璋自己有过陈述。

《御制大诰》里，朱元璋描述了自己面对的现实：腐败案件一批接一批处置，却始终没有断绝。他的意思大致是，刚处置了一批，转头又有人照样做了。

这段话出自他本人的手笔，是他对整个洪武年间这场持续反腐清查的自我评述。严刑峻法之下，腐败作为一种现象，在洪武年间始终没有消失。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驾崩，年七十一岁。

《御制大诰》在此后逐渐失去实际效力，后代皇帝没有沿用这套做法的记录。"皮场庙"也在后来的史料里渐渐淡出，不再见于官方制度文本。

大明往后走，走到嘉靖、万历年间，官场的问题以另一种面貌展开，跟洪武年间已是两个时代的事了。

《皇陵碑》里那个连埋父亲的地都没有的少年，和《御制大诰》里亲笔写下处置条款的皇帝，是同一个人。

两件事放在一起想，说不上奇怪，也说不上好理解。

参考来源：
［明］朱元璋撰：《御制大诰》（洪武年间刊本），参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点校本，卷二《太祖本纪》、卷九十三《刑法志》
吴晗：《朱元璋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