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长安城，外来人口一度占十分之一，当年的国际化程度超出所有人想象。

开元年间，长安西市的正午有一种别处没有的嘈杂。

波斯商人守着自家摊位叫卖琉璃器，旁边粟特人从中亚一路驮来的香料还带着沿途的灰土气息，往前走几步是一家牙行，门口站着从海路或者陆路进来的昆仑奴。

偶尔会有一队日本遣唐使经过，官服料子还带一股海腥味，脸上是那种见什么都想往本子上记的表情。这条市街里，说长安话的，未必是长安人。

长安当时到底常驻多少外国人，史书没有给精确数字。

学界通行的估算是，盛唐高峰期长安的外来人口约占全城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每十个人里，大约有一个家乡不在大唐境内。

这个比例，放在一千三百年前，值得细想一下。

要弄清楚长安为何变成这副模样，得先把它的底子摸清楚。

隋文帝建大兴城时，按规划把新都修在了龙首原上，东西两市、整齐的坊里格局、宽阔的朱雀大街，这些都是唐朝直接接手的遗产。

唐太宗李世民上位之后，对外策略比隋朝松了很多，周边政权相继靠拢，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使节、商人、僧侣、留学生大量涌入长安。

当时管外事接待的机构叫鸿胪寺。

贞观初年，鸿胪寺最忙的时候同时接待十几路使团，不算罕见。

太宗本人被周边游牧部族尊为"天可汗"，这个称号在当时有实际的外交含义，周边政权送子弟入长安读书，某种程度上也是维持这套体系的一部分。

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国子监里的外国留学生一度超过万人，来自日本、新罗、百济、吐蕃各地。

念完的人里，有人留下来参加科举。

有史可查的是，新罗人崔致远在唐朝考中进士，后来在淮南节度使幕府任职，离开大唐之前用汉文写下大量诗文，带回了朝鲜半岛。

崔致远不是唯一的外国进士，只是留存材料比较完整的一个。

外来人口里，粟特人是数量最大、分布最广的一群。

粟特，指的是今天乌兹别克斯坦一带的几个绿洲城邦，撒马尔罕是其中最知名的。粟特人做商业的历史比唐朝建立还要早得多，汉晋时期就已经活跃在丝绸之路上。

到了唐代，很多粟特家族在长安和洛阳扎根数代，讲汉语，起汉名，改汉姓。安、史、康、何、石、米，这几个姓氏在唐代很多情况下和粟特有渊源。

安禄山是粟特与突厥的混血，本名轧荦山，入唐后改姓安。

在唐朝边境军事系统里，这样的出身并不稀奇，混血将领、胡人将领的比例在边军里向来不低，契丹人、铁勒人、突厥人大量充斥其中。

安禄山能从市场翻译员做到身兼三镇节度使，一方面靠的是本人的政治手腕，另一方面，唐朝边军对胡人出身的将领本来就有相当的接纳空间。

对这些聚居的外来人，官方有专门的管理制度。

粟特聚居区设有"萨宝"一职，这个词从粟特语来，原本是商队首领的称呼，唐朝把它吸收进官制，成为管理胡人聚居事务的地方官员。

在长安、洛阳，有据可查的粟特聚居区不止一处，萨宝的名字偶尔出现在墓志铭里，说明这个群体留下了自己的文字记录，只是大多数至今还埋在地下。

和粟特人相比，波斯人的来历更特殊一些。

萨珊王朝在七世纪中叶被阿拉伯帝国灭国之后，一批波斯贵族向东逃散，其中一支进入唐朝境内。

末代王子卑路斯带着家眷流亡到了长安，唐高宗给他安排了一个闲职，实际上是收留了这批人。

后来的史料里，"波斯胡"和"大食胡"（阿拉伯商人）在西市里并排做生意，卖的东西从香料到药材到宝石，品类不窄。

外来宗教在长安的留存有实物为证。

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录的是基督教聂斯托里派在唐朝的传播经过，碑文同时用汉文和叙利亚文写成，后来出土于西安附近，现存陕西历史博物馆。

祆教，也就是拜火教，在长安有官方登记在册的祆祠，有专门负责管理的官员。摩尼教、伊斯兰教稍晚传入，各自也有信众落脚。

来自不同文明的几种宗教同时在一座城市里运转，并行了很长时间，这件事本身在当时就是世界范围内比较罕见的情形。

安史之乱，是这一切的分界线。

755年叛乱爆发之后，长安一度失守，大量人口在战乱中散去。

战后重建历时多年，但城市的气质悄悄变了。

到中晚唐，朝廷对外来宗教的容忍度明显收紧。

唐武宗会昌年间（841至846年）推行大规模灭法，景教、摩尼教、祆教全部受到波及，外国僧侣或被驱逐，或被强制还俗。

景教在中国的传播，到这里基本断绝，要等到几百年后的元朝才重新留下记录。

粟特商人的聚居圈随着战乱和政策收紧逐渐消散。

一些家族彻底融入汉人社会，留下的记忆只剩墓葬里带异域风格的器物；另一些则退回西域或继续北迁，就此消失在后来的史书里。

西市到了晚唐，规模明显不如从前。

满街胡语的那种景象，在史书里留下几笔，也就止于那几笔了。

参考来源：
[1]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57年；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再版
[2]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