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流放岭南等于死缓，古人怕广东，怕的不是穷，不是远，而是两个字：瘴气。那里蚊虫肆虐、水源不洁，滋生大量传染病，他们不懂细菌病毒，只知道一来这里就发烧、发冷、吐血、暴毙，最后死因归为“中瘴”。
 
中原人自小适应北方干爽气候，体质很难扛住南方湿热疫病。同样一片土地，本地土著世代居住，早已适应环境，大多安然无事。
 
可外来的流放官员、犯人，身体毫无抵抗力，死亡率高得吓人，很多人熬过千里跋涉的苦路，还没等到贬所，半路上就染瘴而死；就算侥幸走到岭南，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
 
唐宋时期，岭南是朝廷处置罪臣的重刑之地。朝中获罪的官员，一接到贬谪岭南的诏令，不少人直接面如死灰，被贬，不只是丢官罢职，几乎就是和死神擦肩而过。
 
韩愈一纸家书，叮嘱侄孙：“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一纸诗句，写尽对瘴气的恐惧，他心里已经做好埋骨南疆的准备。
 
苏轼一生豁达，被贬惠州、儋州，纵然可以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的旷达，也依旧躲不开瘴疫的威胁，晚年北归，也是身染重病，归途之中溘然长逝，无数文臣武将，仕途起落，一旦踏上去往岭南的路途，生死全凭天命。
 
当时民间还有说法，岭南之地，十去九不还，不是被土匪劫杀，不是饿死冻死，大半都是折损于瘴疫。
 
所谓瘴气，并不是什么山林间有毒的雾气，剥开古人的迷信外壳，本质就是湿热环境催生出来的各类传染病，山林草木腐烂，积水滋生蚊虫，蚊虫充当媒介传播疫病，古人看不见病原体，只看见人来了就生病死亡，便把这一切，归于弥漫山林的“瘴”。
 
随着时代推移，中原人口不断南迁，土地被开垦，沼泽被清理，人居环境慢慢改善，到明清，岭南开发程度越来越高，城市兴起，人口稠密，蚊虫滋生的沼泽荒滩大量减少，瘴气的恐怖传说，才一点点褪去。
 
后世再回看史书，读到流放岭南，不要只看见贬官失意的故事，那千里南下的路途背后，是古人对未知疫病深深的绝望，贫穷可以忍受，路途遥远可以跋涉，可看不见摸不着的疫病，才是悬在每一个外来者头顶的一把利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