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第六子袁克桓，是袁世凯诸子当中实业成就突出的实业家。1937 年南京沦陷前夕，身处天津的他急电江南水泥厂留守人员，利用工厂涉外商务关系，悬挂丹麦、德国国旗，委托外籍人士辛德贝格、昆德开设临时难民营，先后庇护三万余名南京难民。全面抗战时期，面对日军威逼利诱，他始终抵制合作，不愿向侵略者提供工业物资；他的长子袁家宸也曾遭到日本宪兵队拘捕。

1937年12月初，南京栖霞山东麓，江南水泥厂门口竖起了一块特殊的牌子，厂区上空又升起德国、丹麦两国国旗。

这并不是一家外国人控制的工厂。

1935年江南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时，颜惠庆任董事长，袁克桓等人任常务董事，资本和经营主导权掌握在中国人手里。可日军已经逼近南京，一家中国工厂若只在门口挂自己的招牌，几乎没有任何保护力量。

董事会于是把企业多年形成的涉外商务关系推到最前面。

这一招原本是为了保机器。
江南水泥厂建成不久，1937年11月才完成设备安装和试运转，重要机器购自丹麦史密芝公司，部分设备款尚未付清。战争突然压到厂门口，机器运不走，厂房也搬不走。

袁克桓这些经营者没有兵，手里能拿出来的，是外国设备合同、外籍工作人员以及尚未完全切断的国际商业关系。德国人京特、丹麦人辛德贝格等受董事会委托进入厂区，协助护厂。德、丹国旗升起来以后，日军面对这片厂区便多了一层顾忌。

就在这时，一件远远超出企业经营范围的事情发生了。


南京百姓开始往这里涌。

城破在即，栖霞一带的难民四处寻找可以躲避日军的地方。外国国旗、外籍人员和封闭厂区组合在一起，让江南水泥厂成了少数还能形成一点阻隔的空间。

人越来越多，中国留守职工没有把他们推出去，京特、辛德贝格等人也参与交涉、警戒和救护，厂区内还办起了简易医疗点。

一座准备生产水泥的工厂，就这样被战争硬生生改变了用途。
南京陷落后的那段时间里，数以万计的平民挤进厂区，是这套护厂安排最终产生的最沉重结果。

袁克桓本人不在南京现场。真正每天面对日军、照看难民的是留守职工和外籍护厂人员。
可这件事仍然绕不开他，因为支撑这块保护空间的东西，正是他多年经营实业时熟悉的那套办法：合同、股权、董事会、外国设备商以及企业控制权。

袁克桓年轻时曾留学英国，回国后没有把主要精力耗在袁家的政治遗产上，而是长期进入工商企业。他参与开滦、启新，又涉足耀华玻璃等企业。

到了江南水泥公司，他已经不是挂名的袁家公子，而是直接参与公司经营决策的常务董事。

南京沦陷以后，这种经营能力很快遇到另一道更硬的考题。
日本占领南京，需要的不只是土地和厂房。水泥可以修机场、道路、营房和军事工事，一套已经安装完成的现代水泥设备自然不会被放过。日方以及相关企业不断要求江南水泥厂恢复生产。
厂方没有开机。

他们抓住丹麦设备款尚未全部结清这一事实，坚持设备仍牵涉外国公司的产权关系，用商业合同拖住日方。这样的周旋当然不能让日本占领军离开厂区，却可以增加直接接管、立即生产的成本。此后即使日伪方面实施军管，江南水泥厂仍没有成为稳定为侵略战争提供水泥的生产基地。

时间拖到1943年，局面已经完全不同。
这一次，日本方面盯上的不只是水泥，而是机器本身。他们要求把江南水泥厂的重要设备迁往山东张店，用于当地生产。7月，日方与袁克桓直接交涉。袁克桓拒绝迁机。随后天津、上海两地董事继续反对，当年举行的临时股东大会也没有同意拆走设备。

1937年还能借外国国旗挡一挡，到了1943年，这层外衣越来越薄。
日本已经深陷长期战争，对工业设备的掠夺也更加直接。公司能够拿出的仍旧只是拒绝签字、董事会决议、产权关系和一次次交涉。

这些手段最终没有保全所有机器。
1943年底到1944年，日方开始强行拆迁江南水泥厂的重要设备。武装占领力量真正动手以后，一家企业已经没有足够力量挡住拆机。但从要求开工到要求迁机，日本方面折腾了多年，江南水泥厂始终没有顺顺当当地交出自己的生产能力。

袁克桓一家同占领者的冲突也不只发生在公司会议桌上。

抗战期间，他的长子袁家宸曾在天津遭日本宪兵拘捕。此事与南京水泥厂的迁机交涉并非同一事件，却处在同一种占领环境里。父亲守着企业控制权，儿子面对的已经是宪兵机关。

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江南水泥厂付出的代价清清楚楚：多年无法正常生产，部分设备被强行拆走，企业经营遭到重创。

可日军当年逼近南京时升起的那两面外国国旗，也留下了另一个结果。它们原本只是经营者用来保住厂房机器的一层屏障，难民涌进来以后，这层薄薄的商业保护又罩住了上万条性命。

一座民族企业在战争里能守住什么，往往不是由自己决定的。袁克桓他们没有守住全部机器，却拖住了工厂的生产能力；没有办法阻止南京沦陷，却给栖霞山下那批无处可去的人，留下过一扇没有立即关闭的厂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