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8月14日夜里，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慈禧和光绪仓皇西逃，整个京师火光冲天。军机大臣那桐奉命留京办事，回不了家，只能绕道躲进岳父府中。他在日记里写下生平罕见的惊恐："是夜火光四起，枪炮不断，动魄惊心，夜不成寐。"
这是那桐三十六年日记中极少数的"失态"记录，但惊魂甫定，局势稍缓，他便迅速恢复了老样子——该赴的宴一顿不落，该听的戏一夜不歇，该收的租一文不少。
这种近乎条件反射式的麻木，比任何慷慨激昂的檄文都更能说明晚清权贵究竟烂到了怎样的程度。

那桐的奢靡，首先体现在他那个令人咋舌的物质世界上。
金鱼胡同的那家宅邸，横向并联七跨大院，占地二十五亩，房屋三百余间，几乎占了半条胡同。园中有"那家花园"，台榭富丽，水石清幽，清末民初的文人笔记里频繁出现这个地名，它不是一般的私宅，而是京城顶级权贵的社交会所。
但宅子大还只是底色，真正让人见识什么叫"穷奢极欲"的，是里面的日子。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那桐在日记里记载的宴请和赴宴就多达十九天，几乎天天泡在酒桌上。逢年过节更是夸张，光绪十七年正月，他挨家挨户拜年三百三十余家，整个元宵节期间参与宴请四十余次，平均每日两场。
吃的什么？广和居的宴席上，鱼翅、燕窝是标配；汇丰银行买办做东，同席的除了部里同僚，还有洋人买办。
喝的什么？绍酒十坛、洋酒醇厚。
玩的什么？庆亲王邸里，谭鑫培、杨小楼登台，演到子时才散，回到自家宅院已是丑时。自家戏台更不差，京城名角出入如常，一唱就是三四天。酒酣耳热之际，还要"招宝金、宝玉两歌妓"佐兴，这类记载在他的日记里比比皆是，毫不避讳。
如果只是传统式的吃喝嫖赌，那桐顶多算个土财主，他的"高级"之处在于对西洋事物的狂热追逐，而且不是装点门面，是彻底融入日常生活。
光绪十八年他头一回坐火车去天津，日记里兴奋得像个孩子："星驰电掣，爽快轻稳，较马车迅捷百倍。"到了英租界，看见洋楼林立、灯火辉煌，感慨"俨然一幅洋画，恍如身在太西"，回来就上瘾了。
他家里装有电话，曾花三千两银子买了辆德国汽车，至于花几百两银子买西洋钟表，带家眷去六国饭店吃西餐，更是家常便饭。在相机远未普及的年代，甚至拍照已经满足不了他，还要"录胶片"，这在当时比私人飞机还烧钱。

支撑这一切的，当然是巨额的财富。
那桐出身内务府世家，天生吃着"铁杆庄稼"，但他绝非坐吃山空的八旗纨绔，而是个极其精明的理财高手。
光绪二十二年他当户部银库郎中，掌管大清银库锁钥，这是清代公认的"肥缺"，即便最守规矩的银库郎中，一任下来额外收入也能达一二十万两。
载涛后来回忆他，毫不客气地说："那桐平日贪得无厌，只认得钱。"
但那桐的厉害在于，他不只是贪，还会经营。他的日记里详细记录了他的商业版图：光绪二十三年买下增裕当铺，占项、架本、存项合计五万三千余金；次年又买下元丰当，改字号"增长"，总价七万二千两。
京城当铺利润高得吓人，取息率普遍在二分以上，而且每年向官府缴税仅五两银子。
那桐的当铺里，翡翠扳指活当一千两，每月六厘行息，两个月就能收十二两。此外田产、房产、商铺遍布京城，光绪二十八年一年，田产收租五千两、房产租金八千两、当铺盈利一万二千两、商铺获利六千两，合计三万一千两。
这是什么概念？
当时一个普通京官的年俸不过几百两。

但最耐人寻味、也最值得深挖的，是那桐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记下这一切，而且一记就是三十六年，记了九十万字？
北京师范大学孙燕京教授从心态史角度切入，精准地概括了那桐的三大心态特征：从容不迫、追新求异、及时行乐。
但这只是表象。
往深了看，那桐的日记首先是一本"关系账本"，他在日记里记拜了多少年、收了多少礼、和谁吃了饭，不是记给自己看的，而是记给官场看的。
那桐极少在日记里褒贬同僚，对维新派、帝党、顽固派、袁世凯各方都笑脸相迎，这种"圆融"不是性格好，而是深知在末世官场中，不得罪人才是最高明的生存术。日记里的每一笔"和谐"记录，都是他为自己编织的保护网。
其次，这是一本"合法性宣言"。
那桐不厌其烦地记录鱼翅燕窝、汽车电话、田产租金，本质上是在用笔墨确认自己享有这一切的正当性。
此外，他记日记，还有一种荒诞的防御心理——只要我不记录危机，危机就不存在；只要我不断书写"如意""吉祥"，末世就与我无关。
更深一层，这还是一份"末世标本"的无意识存档。

民国成立后，那桐迁居天津做"寓公"，改朝换代在他笔下几乎没有掀起波澜，不是因为他有政治智慧，而是因为他的世界从来就只有那么小，小到只要饭桌还在、戏台还没拆、房租还能收，天就塌不下来。
1912年7月，那桐中风，右手再也握不住笔。
这本写了三十六年的日记被迫改为口述，由他人代书，但他还是要查阅、要小改。这个曾经用九十万字构筑奢靡帝国的老人，连提笔的力气都没有了，却仍要维持记录的惯性，仿佛一旦停下，那个属于他的世界就会瞬间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