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24日，南通啬园，张謇墓被砸毁，孙女张柔武在场。她亲眼见证，墓中并无金银珠玉，陪葬品寒酸得令人吃惊：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还有一对金属小盒子，分别装着一粒牙齿，一束胎发。
一个被称为“中国轻工业第一人”的状元实业家，生前缔造了数十家企业、三百多所学校，身后只留得这几件旧物，令人唏嘘。

张謇死的时候，他的商业帝国已经崩塌了整整一年。
1925年7月，大生资本集团终因资不抵债，由上海方面的中国、交通、金城、上海四家银行和永丰、永聚钱庄组成债权人团，全部接管了大生各厂。
张謇虽保留了董事长名义，但实权已落入江浙财团代理人之手。
到1925年，仅大生一厂的债务就高达九百零六点九万两，约占资本总额的百分之二百五十八点六。
更让张謇心寒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北洋政府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帮助。同一时期，日本也发生过一次经济恐慌，但日本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紧急救济措施，为各行业提供贷款援助，日本企业得以很快摆脱困境，随后在竞争中迅速拖垮了大生，但我们的一个状元实业家，在国家层面连个像样的援手都等不到。
晚年的张謇从云端直接摔进了泥里，心力憔悴，他给自己在狼山之畔选好了墓地，自拟对联："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身伴五山灵"，墓上不铭不志，只刻"南通张先生之墓阙"，没有头衔，没有装饰。
他对儿子张孝若说过："我是穷人来，还是穷人去。"
但张謇就是这种人：企业已经不属于他了，该做的事他还是要做完。1926年的夏天，南通气温之高创军山气象台有气象纪录十年之最，几乎每天都在三十五摄氏度上下，七月底八月初最高达到三十八度至三十九度。
八月一日，年已七十三岁的张謇，已感身体不适，早上六时仍去往姚港勘查主汛期水利，回来之后竟一病不起。
八月七日，病势渐重，才开始请医生诊治。
儿子张孝若连夜赶到上海，请来德国医生，会同南通中医一起诊治。
经过半个多月的医治和调养，虽有好转，但终不见痊愈。八月二十一日以后，病情更加危急。
八月二十三日晚，张謇病情急转直下，牙关紧闭，知觉全失，打强心针无效。
第二天上午，各方面有关人士都聚集到濠南，张詧扶杖含泪而至，当众宣称："人生必有一死，张先生一生光明磊落，直来直去，我站在兄长立场，天不忍见其临终吃苦，如果大数已到，应该让其安详而逝，何必再一针一针地吊住他。"令医生迅速离开，然后移步至病榻旁，俯身耳语说："汝来有所自，去有所归，看来时机已到，要把定神志，好好的归去吧。"张謇微微含首，这位苦熬苦斗了七十四年的老人，终于闭上了眼睛。
他在临终之际没有任何言语，事先也没有留下任何遗嘱。

张謇去世的消息传出，南通城万人空巷。
张謇入殓时所穿内衣，是大生纱厂专门送来的自己生产的南通大布。张孝若遵照父意，讣文上不用一切衔名，神主也是他自己题的。
胡适在给张孝若撰写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言中，留下了一段后来流传极广的评价："张謇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成的志愿而死。"
张孝若看后深表同意，回信说："这话确当得很，就是我父本人也承认的。因为他生平志事没实现的，何止百分之八九十。"
这个评价之所以深刻，在于它点破了张謇之死的真正内幕：他不是被某个具体的敌人杀死的，他是被自己的摊子累死的。1922年，棉纺织业爆发全面危机，大生一厂亏损三十九万余两，二厂亏损三十一万余两，关联企业拖欠大生钱款达四百七十三万两。
大生企业承担了过多超越自身能力的社会职责，南通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几乎都要靠大生纱厂的资金支撑。张謇（含其弟兄）投入慈善公益事业的资金高达三百万元，约占大生一厂二十三年纯利的百分之二十五。
更致命的是管理混乱，集团内各实业公司事无巨细都要向他请示，而他的大部分精力又在企业之外，对经营实情并不完全了解，弊端丛生，一旦发作便无药可救。

但如果我们只看到一个"失败"的企业家，那就看轻了张謇。
毛泽东说过："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
这个评价很客观。张謇的失败，不是个人的无能，而是一个时代的无解。在军阀割据、列强环伺、政府毫无作为的1920年代，一个民营企业家想把实业、教育、慈善、地方自治全扛在肩上，本身就超出了任何个人的承受极限。1925年，他在《为实业致钱新之函》中感叹："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
张謇生前常说："下走之为世牛马，终岁无停脏。私以为今日之人，当以劳死，不当以逸生。"
他知道自己是在透支生命，但他停不下来，不是不能，而是不愿。
张謇出殡那天，张孝若记述："那天清晨，天气异常晴爽，朝阳渐升，光芒四射，蔚蓝的天穹，明净到一片云都没有，霜露凝盖在树上，愈觉澈亮，寒肃之气，侵人肌骨，好像天空有意给我父一个光明而又冷峻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