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 年，我国从苏联引进二十克珍贵的蛔蒿种子。这批种子被分成四份，在专人护送下，分别送往呼和浩特、大同、西安和潍坊的国营农场试种。这四份不起眼的种子，肩负着帮助全国铲除蛔虫危害的绝密任务。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卫生条件极差，饮用水源普遍被污染，儿童饭前便后不洗手的习惯难以纠正，蛔虫病大规模流行。

1951 年全国卫生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儿童蛔虫感染率高达 85% 以上，部分农村地区甚至达到 95%。

蛔虫病不仅导致儿童营养不良、发育迟缓，还经常引发肠梗阻、胆道蛔虫症等严重并发症，每年都有大量儿童因此死亡。

当时治疗蛔虫病的唯一特效药是山道年，提取山道年的唯一原料是原产于北极圈附近的蛔蒿，中国本土没有这种植物，所有山道年全部依赖从苏联进口。

由于外汇极度紧张，每年进口的药量只能满足不到 10% 的需求，无数患病儿童只能在病痛中苦苦等待。

农业部、化工部、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启动一号除虫菊绝密种植计划，所有参与人员都被告知种植的是一号除虫菊，严禁对外泄露真实用途。

蛔蒿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需要充足的光照、排水良好的沙质土壤和较大的昼夜温差。

几个月后，呼和浩特的种子发芽后被冻死，大同的蛔蒿只长茎叶不开花雷，西安的花雷还没成熟就被病虫害侵袭，三个农场的试种先后失败。

只有山东潍坊农场的试种取得了初步成功，潍坊地处山东半岛中部，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光照充足，土壤为沙质壤土，排水良好，昼夜温差较大，与蛔蒿原产地的气候条件较为相似。

每一粒种子，都承载着生命的希望。

1954 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派出多名药用植物专家到潍坊农场蹲点研究，长达一年之久。

专家们系统总结了蛔蒿的生长规律、病虫害防治方法和良种繁育技术，将种植方法由冬季育苗移栽改为春季育苗移栽，后来又改为大田直播，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种植质量。

到 1954 年底，潍坊农场的蛔蒿种植面积扩大到 100 亩，亩产干花蕾达到 50 公斤，正式成为全国唯一的蛔蒿种植基地。

1955 年，上海、天津等地的制药厂利用潍坊产的蛔蒿花蕾，成功提取出纯度达 99% 的山道年，并将其制成了深受儿童喜爱的宝塔糖。

随后，宝塔糖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免费发放，数百万患病儿童得到了及时治疗。到 1957 年，全国儿童蛔虫感染率下降到 30% 以下，有效遏制了蛔虫病的流行。

1958 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后，潍坊农场的蛔蒿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到 8640 亩，平均年产干花蕾近 15 万公斤，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还有盈余可供出口。

然而从 1960 年开始，中国遭遇了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粮食产量大幅下降，全国陷入了严重的饥荒。

1960 年，为了确保粮食产量，上级下达指令，要求潍坊农场将蛔蒿种植面积压缩到 500 亩。

由于原料供应急剧减少，药厂拒绝收购剩余的蛔蒿，药材公司只能用麻袋将 2000 多公斤干花蕾露天存放，结果全部腐烂变质。

1961 年，又因为使用了未经提炼的古巴进口红砂糖和土法生产的不合格玻璃瓶，导致 3500 公斤蛔蒿原料报废。

1962 年，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苏联撤走了所有在华专家，带走了山道年提取设备的全部图纸和技术资料。

苏联专家临走时断言，没有苏联的机器，中国的蛔蒿只能烂在地里。

中国的科研人员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走进车间，拆解旧设备，用尺子量尺寸，手绘图纸，经过两年多的艰苦攻关，终于在 1964 年初成功研制出国产的山道年提取设备，宝塔糖生产线重新运转。

然而更大的灾难接踵而至，1964 年夏天，山东潍坊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连续降雨 40 天，平均降雨量达到 800 毫米。

几千亩蛔蒿全部被淹在水里，根系腐烂，颗粒无收。农场场长召集所有技术人员开会，大家都绝望地说，绝种了，一棵活的都没剩下。

就在这时，一位年近六旬的资深农技员站了起来，他跑回自己的宿舍，搬开床铺，掀开地上的砖块，露出了一个隐蔽的地窖。

他从地窖最深处的一个木箱里，拿出了三个用蜡封口的玻璃瓶，里面装满了饱满的蛔蒿种子。

原来这位农技员做事一向谨慎，早在 1961 年蛔蒿丰收的时候，他就偷偷留下了三瓶种子，用蜡封口后埋在三米深的地窖里保存。

大家欣喜若狂，立刻将种子拿出来进行发芽试验。结果发现，由于保存得当，有两瓶种子的发芽率达到了 80% 以上，只有一瓶因为密封不严而失效。

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这两瓶珍贵的种子播撒在试验田里，没人知道这些承载着全国儿童健康希望的种子，能否在这片饱经磨难的土地上重新生根发芽，也没人知道未来还会有怎样的考验在等待着他们。
内容出处：《潍坊农业志》、《中国卫生年鉴（1983）》、《潍坊医药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