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德国前总理朔尔茨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他表示，中国已经成了“工程师的国家”，而德国呢，变成了“律师的国家”，德国必须改变。

他还引了一本中国学者新著里的内容，补了句更具体的，“我们没法向民众解释，为何一条通勤铁路花了二十年还没建成。”他指的是那些被程序和法律层层捆住的德国基础项目。在他眼里，中国那边是工程师思维当道，遇事先上手解决。德国这边则深陷律师思维，每道环节都要厘清法律风险，结果效率就消磨在流程里。一边的高铁网铺到了县城，另一边修条铁轨能消掉一代人的耐性。

这番发言，算是他卸任后对中德两种路径的反思。

当然，朔尔茨这番话不是单纯在夸别人。他拿别人的镜子照自己，点出了德国过度法律化之后决策迟缓、基建拖沓的硬伤。一句“律师的国家”，既是对中国闷头干事效率的认可，也是给德国自己摆出了一道绕不开的结构性问题。

这种判断，德国政商界也不止他一个人有。现任总理默茨今年二月访华回来，就公开说过“确信中国的专业性”。不同政治光谱的人，能讲出相似的话，说明这不是场面上的客气。底层的认知支撑，靠的是实打实的买卖。中国连续多年是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哪怕疫情期间双边贸易额还在逆势涨。生意堆到这种体量，德方自然清楚对方的工程和技术实力处在什么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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