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八总部中，总参、总政、总后依然是位高权重的三大总部

总参谋部为全军军事工作的领率机关。1956年3月24日，主持军委例会的彭德怀元帅强调指出：要把军委和总参谋部的工作明确起来，军委工作的改进，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加强总参谋部的工作。总参谋部是带首脑性质的机关，当然总政治部、训练总监部等，也都很重要。但是，现在要综合研究和处理各军兵种的平衡与协同，就非由总参谋部来做不可。10月4日，彭总在一次会上又强调：我国国防部同美国不一样，也不同于苏联，总部对下发指示要严加控制，要统一集中，避免各业务系统多头下达，军事工作要由总参统一规划。

总参谋部，重在战略规划和整军、治军、管军和裁军。特别是刚刚进入和平时期，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任务极其繁重，总参的出谋划策、组织协调作用十分突出，其人选配备也重在于此。这里既有粟裕、陈赓两位能征惯战的大将，又有张宗逊、邓华、王震、韩先楚、张爱萍等一班独当一面的领军主将和野战军级参谋长，还有全军第一号情报总管李克农。总参的地位、权威不言自明。

总政治部，由“政治元帅”“政治大将”罗荣桓、谭政二人当家，傅钟、萧华、甘泗淇三位著名的政工上将扛鼎，他们均是人民军队中名望甚高、经验丰富的政治工作领导人。罗荣桓、谭政早年都参加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跟随毛泽东的“老井冈”。谭政还曾经是毛泽东的首任秘书。抗战时期，谭政与傅钟就是总政副主任。萧华为人民空军首任政治委员，甘泗淇则为第一野战军、志愿军政治部主任。他们对军队政治工作、干部工作极为熟稔，成为20世纪50年代总政治部的领导力量，使那个时期的总政极具权威。

总后勤部，是毛泽东、周恩来多年极为重视的一个部。新中国成立伊始，杨立三病重直至逝世，中央调原东北战场后勤司令员、时任湖南党政军一把手的黄克诚入京出任第三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在此前后，周纯全、洪学智两位上将级和贺诚、张令彬、邱会作等多位中将级的“老后勤”纷纷履职。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黄克诚、洪学智、邱会作三人。

黄克诚德高望重，开国大将中排名第三。邱会作说：解放战争时期，黄克诚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后勤司令员，他整顿了东北后勤，工作出色。“黄出任总后勤部长的影响很大，改变了我军后勤领导干部的形象。他是我军有史以来調到后勤战线的级别最高的领导干部，后勤机关地位提高了。”

黄克诚先是以副总参谋长的身份兼任总后勤部部长，1954年10月又兼任总后勤部政委，在总后的兼职一直到1957年5月。可以说，从黄克诚调入北京直至庐山会议后被撤职，20世纪50年代的后7年，全军后勤方面的重大事项，都是要经过黄克诚的决策与部署的，称他是那个时代全军后勤总管，实不为过。洪学智，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后勤总管，也是解放军第一个经历了现代战争，深切感受了机械化战争巨大消耗，饱尝无制空权的后勤补给备受摧残蹂躏之苦的后勤主将。洪学智硬是在美机的狂轰滥炸中锻造出一条炸不毁、打不断的钢铁运输线。黄克诚、洪学智，一个在东北战场上保障东野，一个在朝鲜战场上保障志愿军，他们入主总后勤部，无疑是全军后勤领域的最强搭档和最佳人选。邱会作，长征时期在军委机关保证供应，抗战时期出任军委供给部部长，有着军队后勤保障的老资格、老经验，又年富力强，理应在转入正规化的总后勤部领导岗位上受到重用。由于林彪的关系，邱会作受到的重用超乎寻常，继杨、黄、洪之后，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四任总后勤部部长，又成为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事组成员，副总参谋长，直至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地位、权力均超过其前三任。在林彪叛逃之后，邱会作被撤职、关押、审判。

人民军队在最初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三大总部的基础上，于1955年前后陆续成立了总干部部、总军械部、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财务部（1950年12月10日成立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情报部在此未记）。一时间，20世纪50年代中期军队八大总部赫然并立，与那个时期的五大军种（陆军、海军、空军、防空军、公安军）、13个大军区一起，再加上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军事院校（南京军事学院、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军事科学院等），构成了蔚为壮观的军队5大系统（军委总部等直属机关，军事院校，军兵种，各大军区，志愿军），是军队大单位最为鼎盛的时期。

八大总部，层级高，架子大，不仅是解放军总部最多的时期，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