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湖北军区副参谋长罗厚福，因在任孝感军分区主要负责人期间，擅自经商，并造成不良影响，1951年被降职。后在评衔时，以其资历本应授予少将以上军衔，但最后仅被授予大校军衔。

罗厚福这名字，很多人可能没听过。 但在1955年大授衔的名单里，他创下了一个全军独一无二的纪录：他是唯一一个身披三枚一级勋章——一级八一、一级独立自由、一级解放——却被授予大校军衔的人。

要知道，同时集齐这三枚勋章的人，大多是元帅、大将级别的人物，少数是中将。罗厚福是全军唯一一个“大校”。他当年手下的通讯员林维先，被授予了中将军衔；他当鄂西北军区副司令员时的搭档刘昌毅、张才千，也都被授予了中将。而他自己，肩上是两杠四星。

他的仗打得够硬。 1909年生于湖北黄安一个佃农家庭，1929年参加赤卫队，1930年入党。1934年红四方面军主力长征后，他被留下来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敌人把他全家八口抓起来严刑拷打，妻子被卖到外地，刚满周岁的女儿被尿片子堵住嘴。

他捎信给敌人：老子生是革命人，死是革命鬼，要想老子反水，除非大别山塌了！抗战时期，他任新四军第五师十四旅旅长、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他参加中原突围，后任鄂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刘伯承、邓小平曾当面夸他：“大别山红旗不倒，枪声不断，你罗厚福大有功劳。”

转折发生在1950年代初。 孝感解放后，他调任孝感军分区司令员。那时候穷到什么程度？部队穷得叮当响，战士们一个个面黄肌瘦，连件像样的棉衣都凑不齐，随军家属出现食物短缺。罗厚福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找干部们商量，让大家自愿集资办了个烟厂。赚了钱按比例分红，亏了认赔。

烟厂搞起来后生意确实不错，很多参与投资的干部改善了生活。可没参与的干部看了心里不是滋味，一封举报信捅到了上面。更要命的是，后来在肃反中查出，烟厂里有个做过保长的工人，正是罗厚福安排进去的。这下性质变了。上面一查到底，定性非常明确：擅自经商，违反纪律。在那个纪律比铁还硬的年代，功是功，过是过，没得商量。

李先念了解他的苦衷，出面为他奔走，力保他的清白。罗厚福做了几次深刻的自我检讨，才免去更严厉的处分，但军衔从副军级降到了正师级。1955年评衔时，这个处分直接影响了结果——按他的资历至少该是少将，但因为他背了处分，组织上只能按他现有的职务级别授予大校军衔。消息传来，林维先当场落泪，哭喊着说不公平。

1957年，他的处分被取消。1961年，218名大校晋升少将，罗厚福终于榜上有名。文件送达湖北军区那个傍晚，他让警卫员去食堂端了两碗热面条，又打开半瓶自酿米酒，对坐着的哨兵轻声说：这面条有点咸，可总算没让同志们一直替我不平。1975年他病逝时，身上还留着三颗没取出来的子弹。临终前他唯一的心愿，是希望重新调查1951年那件事。

罗厚福的悲剧性在于，他为解决官兵温饱问题而“违规”，因此背上了半辈子的政治包袱。他为大别山熬了十几年，身上三颗子弹没取出来，却被一间小小的烟厂绊住了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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