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5月20日清晨7时20分，当法警手持警绳出现在监舍门口时，张君刚刚吃完一盒方便面，他抬头看见那根麻绳，脸色陡然变了——手铐换成警绳，这意味着最后的时刻到了。 这个在九年里杀死28人、重伤23人、作案20余起的悍匪，发出了绝望的哭嚎，声音刺耳而夸张，“哎哟、哎哟”的叫唤声不断，走路都无力，最后是被法警和武警连拉带扶地送上了刑车。 看守所所长刘泽伦后来回忆，那是他第一次送死刑犯上刑场，但张君的表现让他印象深刻——这个曾让无数人闻风丧胆的匪首，在真正面对死亡时，竟如此失态。 其实，从一审判决下来的那一刻起，张君就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 4月21日重庆市一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死刑后，他情绪消沉，很少说话，好几次深更半夜从熟睡中突然翻身坐起来，头上冒出大颗冷汗，低声抽泣。 他对提审的民警说，自己的罪行“足可以枪毙120次”，但在绝望之中，这个生性不安分的人仍在做着最后的挣扎。 他试探看守民警说：“我反正都是要被枪毙的人了，你们何必还费那么多精力这么严密的看管我？”每次提审，他都会东张西望，四处观察地形。 然而看守所的防备滴水不漏——60名精干警力、40名武警官兵对他实行“多人包挟控制”，从他吃饭、解手到睡觉的每一个细节都被严密监控，他没有任何可乘之机。 2000年9月23日，在被抓获后的第四天，张君在重庆市公安局看守所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 那次采访中，他先是沉默了近半个小时，突然埋下头双手抱脑，发出了长达半小时的哭泣。 当记者问他是如何走上这条路的，他抽泣着说，小时候想参军当将军，“领兵百万”，可就是这个怀揣“将军梦”的人，后来却用最残忍的方式剥夺着普通人的生命。 当被问及为何杀害一个卖面的农民、抢走6000元钱时，张君的回答冷酷得令人不寒而栗：“当时我身上没有多少钱，只有一支枪，我要生活，就杀了他，就这么简单。” 他还坦承，对于那些被自己误伤的同伙，“我杀了他，可以延续我的生命，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我这人只讲生存，不讲义气。”这番话，将他极端自私的本质暴露无遗。 更令人心惊的是张君对自己情妇的态度。 他每到一个城市都会发展情妇——严敏、秦直碧、杨明燕、全泓燕、陈乐，五个女人先后成为他的掩护和帮凶。 但他在采访中直白地承认：“我对她们没有爱，只是利用。”事实上，他把这些女人当作“纳投名状”的工具——让全泓燕第一次开枪杀人，逼她在郊外树丛中闭着眼睛连开两枪打死一个年轻人，从此全泓燕再无退路。 而陈乐，这个他最年轻的情妇，直到被捕都不知道自己住的房子里藏有密室，更不知道那个声称做电器生意的“陈强”究竟是谁。在看守所里，陈乐面对即将到来的审判，每天在心中祈祷，希望母亲原谅她——她说自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 在最后的日子里，张君罕见地表现出了某种“清醒”。 5月20日早晨，在被押往法庭宣判前，看守所所长问他对自己结局的看法，他摇着头说：“是个悲剧啊，我真是太不自量力了，我一个人的力量与政府和社会作对，就只能是今天这个结局。而且，无论谁有多么聪明能干，终究也只会是这个结局。” 当被问是否后悔时，他说“非常后悔”，感谢重庆公安将他抓获，“使我有机会向被自己伤害过的人说声对不起”。 他还说，最想的还是自己的儿子，“希望他们将来好好读书，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不要恨政府，因为我做的坏事太多了，政府枪毙我是应该的。” 但在早先的采访中，当记者问他是否承认彻底失败时，他只是无言点头，而当记者总结他输给了“正气、正义、天理”时，他只是凝视着记者，久久无言。 张君对自身命运的剖析，曾在落网后有过一次堪称深刻的总结。 他告诉看守民警：“我只是一个土匪、草莽。我这个人就像毒（瘤），谁沾上谁就死路一条。” 他这样理解那些被自己拉下水的同伙：“是他们的贪婪，最终成为我的殉葬品。”他还曾自信地说，在中国的犯罪团伙里，“要用你们说的个人综合犯罪能力比，超过我的不会有几个”。但紧接着他又补充道：“在中国，即使再职业化的犯罪团伙，要‘做事’，又想长期生存，几乎是不可能的。可能会一时得手，但最终会被打掉。”这番话说得冷静而理性，仿佛他是在分析别人的命运，而不是自己的。 与张君的崩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团伙中二号人物李泽军在最后时刻的表现。这个自幼习武、当过兵的男人，在看守所里每天戴着脚镣手铐坚持做200个俯卧撑，还向民警索要纸笔写回忆录，分为“童年、当兵生活、加入张君团伙、累累罪行”四个部分。 他说：“我欠下社会许多血债，也欠亲人朋友很多，我要写出来，向死难者家属道歉，向社会道歉，同时教育自己的儿子和后人，千万别走错了路，不要和法律作对。” 临刑那天早晨，李泽军早早起床，换好衣服，见到记者时说：“今天是个好日子，520——我爱你。”他托记者给妻子打传呼机，加上“520”这个数字。 当被问恨不恨张君时，一直神态自若的他眼神黯然：“不是他，我哪会有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