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落网后对审讯他的民警说过一句话：“我过去很少说人话，今天我说点掏心窝子的人话。” 这句话从这个悍匪嘴里说出来，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反讽——因为在长达八年的犯罪生涯中，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只有枪声、血泊和28条人命。 根据公安部最终认定的数据，自1991年6月至2000年9月，张君及其团伙在重庆、湖南、湖北、云南、广西等地持械抢劫、故意杀人、抢劫枪支弹药22次，致28人死亡、5人重伤、15人轻伤、2人轻微伤，劫得财物价值人民币536.9万元。 这个数字背后，是张君用子弹和铁锤一笔一笔写下的罪恶清单，而在他落网后的供述中，这个悍匪的真实面目才终于被一层层剥开。 张君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亡命徒，他的供述中始终透露出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冷静和算计。 1993年，他与在少管所认识的刘某持自制手枪抢劫常德市安乡县一家副食品商店，女店主李某大声呼救，张君抬手一枪打死了她，但钢珠弹误伤了刘某的大腿。 在逃跑过程中，张君担心刘某因伤暴露行踪，进而连累自己，便用铁锤活活砸死了这个同伙，将尸体抛入河中。 这个细节在审讯中被反复核实，张君供认不讳——他第一次杀人就杀的是自己人，而理由只有一个：这个人“碍事”了。 这种冷血的计算贯穿了他的整个犯罪生涯，他曾在供述中直言不讳：“凡是看清楚我的人我都要打死他。正因为我杀了无辜的人，所以我要再次对他们说声对不起。” 那句“对不起”说得轻描淡写，但他开枪时从不犹豫。 张君对手下的控制，靠的是恐惧和鲜血。 他发展同伙时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规矩：每一个加入团伙的人，都必须亲手杀人。 他的情妇全鸿燕在供述中就交代过，2000年5月，张君带她去长沙，实际上就是要她亲手杀一个人，用张君的话说，就是“带你沾点血”。 张君的凶残还体现在他对“规矩”的病态执着上。 他曾自诩是“全中国素质最高的犯罪分子”，这个称号听起来荒唐，却折射出他内心的某种扭曲的骄傲。 他对团伙成员管束极严，不允许任何人忤逆自己，分钱时给手下极少，却要求他们绝对服从。 他的同伙在法庭上翻供时，就暴露出张君这种控制欲的冰山一角——在庭审对武广劫案的调查中，张君供述王雨参与了劫案准备工作，“王雨还向我提议武广劫案完成后，该处理的人要处理，这天下就是我俩的了”，王雨当庭否认，称“我没有参与武广劫案的策划，也没有教李泽军、陈世清枪械知识，更没有提过‘该处理的人要处理’的建议”。 在另一起冲关案中，张君供述将自己的枪给了赵正洪，赵正洪却当庭反驳：“我手中自始至终没枪”。 这种“狗咬狗”的局面在庭审中反复出现，暴露出张君团伙内部那种建立在恐惧之上的“信任”有多么脆弱。 但张君最令人胆寒的一面，或许藏在他对那些情妇的态度里。 他先后有过五个情妇：严敏、秦直碧、杨明燕、全鸿燕、陈乐。每一个都是他从社会底层挑选出来的——严敏是KTV的“坐台女”，秦直碧比他大十六岁、没有文化，全鸿燕是离异下岗的出租车司机，陈乐是家境贫寒的舞厅女子。 张君看中的正是她们的边缘处境：缺钱、缺爱、缺安全感，这样的人最容易掌控。 他把自己包装成有钱的老板，用甜言蜜语和少量金钱将她们一个个俘获，然后把她们变成自己的运输工具、藏匿点、甚至杀人帮手。 他曾在供述中坦承，五个情妇里“只有杨明燕才是我一生最爱的女人，其他女人只是利用而已”。 这句话冷酷到令人窒息——那些为他藏枪、为他望风、为他“沾血”的女人，在他眼里不过是用完即弃的工具。 更讽刺的是，恰恰是那个他“最爱”的杨明燕，最终成了他的催命符。 杨明燕拿着赃物金首饰在珠宝店兜售时被警方盯上，供出了张君的下落。 2000年9月19日晚，重庆警方根据线索在闹市区设伏，将正在与全鸿燕交接枪支弹药、准备再次作案的张君抓获。 张君落网后，在审讯室里曾有过一段长时间的沉默。 后来他对检察官说：“我要感谢抓我的警察。他们抓得很漂亮，以致我自杀都没成功。否则，我当时自杀了，今天也没有机会表达我的爱与恨。” 他甚至主动提出要把起诉书副本和判决书寄给儿子，“让他们不要怨恨政府，我是想让他们知道我的罪孽，政府杀我理所当然”。 行刑前，他给前妻打了最后一个电话，电话里他流下眼泪，说了一句“对不起，让你受苦了”，然后请求前妻收养他与杨明燕所生的女儿，并叮嘱“不要让女儿知道我的所作所为”。 2001年5月20日，张君被押赴刑场，面对枪口时他表情镇定，留下最后一句“人话”：“我输得心服口服，我死得心服口服！” 枪声响起，这个自称“全中国素质最高”的悍匪，用28条人命的血债和536.9万元的赃款，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冰冷的句号。 供述中的张君，既有孝子的一面——12岁时捡废品给患癌母亲买肉丸汤；又有恶魔的一面——用铁锤砸死同伙、逼情妇开枪杀人。 这种撕裂感或许正是他的真实面目：一个被贫穷和欲望扭曲的灵魂，在第一次扣动扳机后就再也停不下来，直到被另一个更强大的力量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