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1月22日，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特大系列强奸杀人案，被告席上的凶犯名叫房四平，时年28岁。

这个体态中等、脸型偏瘦的男人，留着两寸来长的“刺儿发”，厚嘴唇上一撮黑胡子微微翘起，两只褐色的小眼睛在法庭上仍不停地骨碌转动，透出令人不寒而栗的凶光。

面对指控，他显得异常平静，甚至轻松，仿佛在讲述与己无关的故事，他不仅承认了指控的罪行，更供出令人震惊的细节——他实际从事杀人、强奸等罪恶活动的次数至少在200次以上，夺走的性命远不止8条，可能在25到30人之间。

房四平原籍河南商丘夏邑，1971年出生在一个极其贫困的农家。

他的父亲房根生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常年酗酒，脾气暴烈，醉酒后常对妻儿拳脚相加。母亲李氏性格懦弱，在长期的家庭暴力中变得沉默寡言，对孩子们几乎不管不问。

房四平是家中最小的儿子，上面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由于超生，家里被罚得几乎揭不开锅，他从记事起就没穿过一件新衣服，都是捡哥哥姐姐的旧衣服穿。

就这样，贫寒的家境和父亲的暴力，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村小学的老师回忆说，房四平从小就不合群，性格孤僻乖张，动不动就和同学打架，下手特别狠，有一次竟把一个比他高半头的男生打得鼻梁骨折。

他成绩极差，二年级就辍了学，从此整日在村子里游荡，偷鸡摸狗，成了远近闻名的“小混混”。

1984年，房四平13岁那年，父亲因酗酒过度引发脑溢血去世。

这个变故非但没有让他收敛，反而像解开了他身上的最后一道枷锁。母亲管不住他，哥哥姐姐各自成家后也不愿多管，他便彻底成了一匹脱缰的野马。

他开始混迹于乡镇的赌场和录像厅，那些充斥着暴力色情的港台录像带，成了他最初的精神食粮。他尤其痴迷于那些黑帮片中的“老大”，学着他们的样子抽烟、喝酒、说脏话，幻想着有朝一日也能靠拳头闯出一片天。

村里的老人们至今还记得，这个十几岁的少年眼神里就透着一股阴鸷的狠劲，看人的时候像狼盯着猎物，让人后背发凉。

1988年，17岁的房四平已经长成了一个身板结实的青年，他不再满足于小偷小摸，内心深处的欲望开始膨胀。

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他在村口遇到了邻村一个13岁的女孩，那女孩扎着羊角辫，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房四平后来在供述中说，他当时“脑子里突然一热，觉得非要干点什么事不可”。他将女孩拖进路边的玉米地里，用极其野蛮的手段实施了强奸。

案发后，女孩的家人报了案，房四平被夏邑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

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入狱，也是他第一次尝到暴力和性带来的“快感”——这种扭曲的快感，后来成了他永远戒不掉的毒瘾。

在狱中的四年，房四平非但没有悔过自新，反而在监狱这个特殊的环境里完成了他的“犯罪深造”。他后来向办案人员坦白，监狱里的日子让他想明白了一件事：“我这样的穷人，要啥没啥，女人看都不看我一眼，那我就自己抢。反正烂命一条，多活一天赚一天。”

他观察那些老犯人的做派，学会了更多作案手法和反侦查技巧，同时也将自己的心磨得更加冷酷无情。

他在狱中表现得异常“老实”，积极参加劳动，服从管教，甚至开始读书认字，这一切都是为了争取减刑假释。

1993年，他因表现良好被假释，提前两年半重获自由。

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外面的空气，心里想的是：“这回出来了，可得好好‘玩玩’。”

出狱后的房四平先是回到夏邑老家，但很快发现村里人都在背后对他指指点点，没人愿意亲近他，更没人肯把女儿嫁给他。

他感到了一种被社会抛弃的愤恨，这种愤恨后来转化为对所有人的仇视。

他辗转来到鹤壁，在一家小煤矿下井挖煤，后来又跑到山西灵石县搞建筑。

他所说的“跑着玩”并非一般的闲玩，而是“玩偷”、“玩抢”、“玩强奸”。从1994年年初开始，他在山西的灵石、介休、交口一带四处流窜，“玩”了将近一年。其间，他能抢就抢，得奸且奸，祸害得一方百姓鸡犬不宁、苦不堪言。

要理解房四平为何能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横行两省四市、犯下数十条命案而迟迟未能落网，就必须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社会背景中去审视。

那是一个人口大规模流动刚刚兴起、社会管理手段却远远滞后于现实的时代。

那个时代，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离开土地，涌入城市和矿区寻找出路，而相应的户籍管理、治安防控体系却尚未建立起来。暂住证制度虽然存在，但在许多地方形同虚设，用工单位对雇佣人员的身份核查极不严格，煤矿、建筑工地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更是外来人口混杂的“灰色地带”。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房四平得以像一条游弋在浑水中的鳄鱼，在河南、山西两省之间自由穿梭，几乎不受任何阻碍。

他从鹤壁到灵石，从介休到交口，从一个矿区到另一个矿区，每到一个地方都能轻易找到落脚之处，却从未被任何一次人口清查所发现。

据公安部门对当时流窜犯特点的研究，这类犯罪分子“利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易地作案，具有快速流动性和相对停顿性”，“作案快、逃离现场快，往往给侦破和取证工作带来了一系列困难”。

房四平正是利用了这一特点：他在山西作案后便逃回河南，在河南作案后又潜往山西，两地公安机关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和协查机制，使得他屡屡逃脱法网。

那个年代刑侦技术的落后，也是房四平能够长期逍遥法外的重要原因。

1999年之前的基层公安机关，普遍缺乏DNA鉴定等现代技术手段，指纹比对依靠人工进行，效率极低且容易遗漏。

各地公安机关之间的信息沟通主要依靠电话和公函，跨省协查往往需要数月时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直到1996年，浙江绍兴发生的一起命案，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条件，被害人的身份始终难以确认，案件悬而未破长达29年，直到近年DNA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后才得以告破。

房四平案发时，刑侦技术的落后程度可想而知。

他在法庭上叫嚣“要侮辱一下公安局”，固然是其狂妄本性的暴露，但也从侧面反映了那个年代公安部门面对流窜惯犯时的无奈。

房四平在供述中坦白：“我恨，我要报复，我要给公安局和政府出难题，我要通过我的行为显示公安局的无能……”这种扭曲的“成就感”，正是建立在他对当时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薄弱环节的精准把握之上。

他选择的下手对象，大多是农村留守妇女、矿区女工、小卖部店主等社会弱势群体，这些人居住分散，与外界联系较少，往往在失踪多日后才被发现，有的甚至根本无人报案。

房四平交代说，他作案后会混在围观人群中“欣赏”自己的“作品”，有时还主动和公安人员搭话打听破案进展——这种极端的挑衅行为，恰恰说明了他对当时破案能力的不屑。

从1995年开始，房四平的罪恶行径便屡屡发生。

他作案时习惯用脚猛跺受害者的肚子，叫嚣着“一脚跺下去就没声了”，被他加害的妇女中，近半数都被跺成了肝脾破裂。

这种凶残的手法，源于他对暴力的迷信——他认为只有把人打晕打死，才能彻底控制对方，才能确保自己不被指认。

他的犯罪动机极其简单：满足性欲、劫取钱财、以及一种近乎病态的“征服欲”。

他在供述中说：“我每干一个，就觉得又赢了一次。赢那些女人，赢公安局，赢这个看不起我的社会。”在他看来，每一次作案都是一场赌博，而他享受的是赌赢的快感。

1995年3月11日下午，17岁的女学生古利萍放学回家，在村口拐弯处被尾随的房四平突然摁倒，他卡住她的喉咙，用脚踩住她的脖子，然后野蛮地实施了强奸。

这是他在假释后第一次犯案，得手后的他非但没有恐惧，反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仿佛这些年憋在心里的恶气终于找到了出口。

同年9月，新婚不久的28岁女子周玉梅正在新房做鞋底，房四平突然闯进门，用一尺来长的匕首逼住她的脖子要钱，在她试图逃跑时将她摁倒在沙发上猛打胸部，强奸后又在她的脖子上划了一道口子。

这次他抢走了三百元钱和一对金耳环，用这些钱买了新衣服和好烟好酒，过了一段“人上人”的日子。

这种不劳而获的甜头，让他越发沉迷于犯罪。

到了1996年，房四平彻底变成了一头嗜血的野兽。

他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强奸抢劫，开始有意识地杀人灭口。

他后来向警方坦白：“我开始觉得，光强奸不行，她认得我的脸，我一走她就报案，那我就得回去吃枪子。所以必须把她弄死，死人才不会说话。”

这种冷酷的逻辑，成了他此后所有命案的信条。

1996年12月29日，一个浓雾封山的日子，他在一个废井旁守候了近两个小时，将一名19岁的女孩勒颈拖入大坑，猛跺其胸部，最后用绳子在女孩脖子上勒紧打了死结，法医鉴定显示女孩腹腔内大量积血，肝脏大面积破裂。

事后他蹲在井边抽了一根烟，看着坑里的尸体，心里想的竟然是：“这地方不错，下次还能用。”

1997年是他作案最为疯狂的年份之一。

此时的房四平已经完全丧失了人性，他把杀人看作一种“职业”，甚至开始享受这个过程。

7月19日下午，他在鹤壁矿务局四矿尾随女工杨某到水泵房，将其勒颈强奸后活活勒死，又用木棍捅向其身体。

仅仅半个月后的8月3日上午，他出现在安阳市马投涧陈贺驼村的一个小卖部，将18岁的女店主武某强奸后勒死，竟将受害人腕上的手表摘下塞入其下体。

三天后的8月6日下午，他又窜到安阳市龙泉乡吴洞村的一块农田里，将54岁收工回家的农妇李某扼颈掐昏后拳打脚踢致死，法医鉴定为钝性外力引起肝脏破裂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

同年11月5日，恶魔的身影再次降临，他在鹤壁市长风南路将一名在家休产假的女工桑某强奸后用绳子活活勒死。

1998年8月8日上午，在鹤壁市郊区人来人往的鹿楼古会上，他又将独自在家的农妇姜某掐昏后强奸，再用绳索勒死。

此时的房四平已经杀人成瘾，他说如果隔一段时间不“闹”出点事儿来就心神不定，生活中就像缺了什么东西，他甚至把往受害女性身体里塞东西的行为解释为“侮辱一下公安局”。

房四平的作案手法极为凶残且狡猾，他通常选择在中午或傍晚时分，趁农忙或上班时间家中只有单身女性时下手。

他习惯先以问路、租房、讨水喝等借口骗取对方开门，一旦进入室内便迅速插上门闩，用随身携带的绳索、铁丝或就地找来的电线勒住受害人的脖子，直到对方失去反抗能力后再实施强奸。

他供述说，自己每次作案前都会反复踩点，甚至在同一区域潜伏多日，观察受害人的作息规律。在山西灵石县，他曾在三个月内连续作案七起，受害女性从16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妇无一幸免。

他供认，自己在强奸得逞后从未想过留下活口，因为“她认得我的脸，放了她我就完了”。他选择勒颈的方式杀人，是因为这样“干净利落，不会溅一身血”，有时他在受害人已经窒息昏迷后仍不罢手，还要用脚猛跺其胸腹部，直到确认对方彻底断气才离开。

在长达四年的流窜作案过程中，房四平逐渐形成了一套扭曲的犯罪心理。

他把每一次作案都看作一场“游戏”，而自己是掌控一切的“玩家”。

他在供述中说：“那些女人越哭越求，我就越兴奋。她们越害怕，我就越觉得自己有本事。”

他喜欢在作案前和受害人聊天，问她们家里有几口人、丈夫在哪儿上班、孩子多大了，然后在对方毫无防备的时候突然动手。

他说这种“从笑到杀”的转变，让他有一种“上帝的感觉”——他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就像捏死一只蚂蚁。

他也承认自己有过短暂的恐惧，每次作案后的头几天，他会格外警觉，听到警笛声就心跳加速，但过不了多久，这种恐惧就会被一种更大的空虚和焦躁取代，驱使他去寻找下一个目标。

他说：“杀人强奸有点意思，除此之外干什么都没有意思，因此在我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空虚无聊、毫无乐趣可言。”

此时的他除了不时发作的兽性尚能显示他是一个活物，其他已与行尸走肉无异。

房四平的犯罪动机，表面上是为了满足性欲和劫取钱财，但深入剖析其心理，更多是一种对社会、对命运、对自身的深刻仇恨。

他出身贫寒，少年丧父，缺乏正常的家庭温暖和教育引导，早年的牢狱经历非但没有改造他，反而让他在犯罪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出狱后，他在社会上处处碰壁，没有一技之长，没有稳定收入，没有家庭温暖，甚至连最基本的尊重都得不到。

这种被边缘化的境遇，加上他骨子里的自卑和偏执，最终转化成了对外部世界的疯狂报复。

他曾在审讯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知道我该死，可我这样的人，活着也是受罪。我就是要多拉几个垫背的，让那些过得比我好的人也知道知道啥叫害怕。”

然而，天网恢恢，终归疏而不漏。

1999年3月29日上午，房四平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在鹤壁市郊区大河涧乡郝荒村附近游荡，寻找新的目标。

他敲开了村民张某的家门，开门的是张某17岁的外甥女王某。

这个从豫东农村来舅舅家走亲戚的女孩，生得面容清秀，见有陌生人敲门，带着几分警惕地问了一句：“你找谁？”

房四平见只有女孩一人在家，便随口扯谎说要租房，王某不疑有他，转身回屋，让他进来了。

就在她转身的瞬间，房四平如饿狼扑食般从背后扑了上去，一手捂住她的嘴，一手卡住她的脖子，将她拖进里屋。

王某拼死反抗，抓破了房四平的脸和手，但这微弱的抵抗在穷凶极恶的歹徒面前毫无用处。

房四平将她掐昏后实施了强奸，随后从屋里找出一条围巾，紧紧勒在女孩的脖子上，直到她的身体彻底瘫软下来。

正当他办完事准备逃离时，外面突然传来敲门声。

敲门的是鹤壁矿务局职工李金林，他是张某的邻居，当天来串门。他连敲了几下，又喊了几声，却只听到院内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翻墙的声响。

李金林绕到院墙侧面，正看见一个陌生男人从墙头跳下，落地后撒腿就跑。

李金林立刻意识到这人不是小偷就是坏人，随手抓起一根桐木棍子便追了上去。

他边追边喊：“抓小偷！抓坏人！”

附近的村民听到呼喊，纷纷抄起铁锹、锄头从四面八方赶来。

房四平跑出村子后沿着山路狂奔，眼看身后追赶的人群越来越近，他捡起地上的石块向后砸去，一块正中李金林的胸口，但李金林咬着牙没有停下。

二十多名村民形成了一道包围圈，从三面合拢过来，房四平跑了不到一里地便被逼到了一处断崖边。

他试图从崖边滑下去逃跑，却被率先赶到的几个村民一把揪住衣领，按翻在地。

这个身负数十条人命、让豫北晋南数县妇女闻之色变的恶魔，就这样在一群普通村民的围追堵截下束手就擒，随后被扭送至鹤壁市公安局郊区分局。

落网后的房四平起初并不老实，然而，当审讯他的刑警翻开厚厚的卷宗，将近年来发生在鹤壁、安阳、新乡以及山西灵石、介休等地的一系列未破强奸杀人案的照片和现场勘查记录摆在他面前时，他的脸色开始变了。

公安人员在比对中发现，这些案件的作案手法惊人地一致——都是白天闯入单身女性家中，先勒颈致昏后强奸杀人，且死者身上多有严重的胸腹部钝器伤。

更关键的是，在1997年鹤壁矿务局四矿水泵房杀人案的现场，技术人员提取到了一枚清晰的指纹，经过比对，与房四平的指纹完全吻合。

面对铁证，房四平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他开始交代自己四年来的累累罪行。

他的供述持续了整整七天，光是笔录就记了三百多页。

在审讯室里，他常常一边抽烟一边漫不经心地回忆，仿佛在讲述一段段与自己无关的故事。

他交代自己从1995年到1999年3月间，在河南、山西两省的四市七县流窜作案，共强奸妇女118人，其中杀害25人。

他详细描述了每一起案件的时间、地点和作案过程，许多细节之精确令办案人员不寒而栗——他能记得某年某月某日受害人身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甚至受害人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他尤其详细地交代了1997年夏天那连续三起命案的经过。

他说7月19日在四矿水泵房杀完杨某后，他回到住处洗了手脸，换了衣服，第二天照常去矿上上班，工友们谁也不知道身边这个沉默寡言的工友刚刚杀了一个人。

半个月后的8月3日，他骑车到安阳马投涧镇闲逛，看到那个小卖部里只有一个年轻女孩在看店，便假装买烟走了进去，在女孩弯腰拿烟时突然动手。

他说那个女孩死前一直喊“哥，哥，饶了我吧”，但他没有心软，勒死对方后还翻遍了整个小卖部，抢走了三百多块钱和两条香烟。

仅仅过了三天，他又在龙泉乡吴洞村作案，这次的目标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妇，他说本来只是想抢点钱，但“看到她一个人在田里干活，邪劲就上来了”。

老妇的丈夫在地里干活到天黑才回家，发现妻子倒在血泊中，肝脏已经被跺碎。

在供述中，房四平也透露出他扭曲的犯罪心理的形成过程。

他告诉办案人员，小时候父亲打母亲时，他站在旁边看着，最初是害怕，后来渐渐变得麻木，最后竟生出一种莫名的兴奋。

他说：“我爹打我娘的时候，我娘叫得越响，我爹打得越狠。那时候我就觉得，把人打哭打叫，是件挺有意思的事。”

这种童年时期对暴力场景的病态认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不良信息的刺激，逐渐演变成了一种以施暴为乐的变态心理。

他在录像厅里看到那些暴力色情的画面时，常常幻想自己是画面中的施暴者，这种幻想在一次次作案中变成了现实，而现实又反过来强化了他的幻想。

他还向警方坦白了自己的“成长心得”：“我一开始也害怕，第一次杀人那几天，晚上老做噩梦。后来就不怕了，习惯了。就跟杀鸡一样，第一次杀鸡手抖，杀多了就跟玩似的。”

这种将人命等同于禽兽的冷漠，贯穿了他全部的供述。

当办案人员问他有没有想过受害者的家人时，他愣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没想过。我连自己都顾不上，还想别人？”

这种极端的自私和冷酷，是他所有罪行的根源。

在供述的最后，房四平甚至流露出一种变态的“成就感”，他对办案人员说：“你们抓我抓晚了，要是再晚两年，我还能再干几十个。”

他还主动要求警方带他去指认现场，每到一处，他都能准确无误地找到那个他曾经施暴的角落，有时还会站在原地沉默良久，脸上浮现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回味表情。

在指认鹤壁长风南路桑某被害现场时，他指着那间低矮的平房说：“这女人当时正坐月子，我进去的时候她奶孩子，还以为是来送礼的亲戚。她求我说孩子还小，别杀她。我说你放心，我不杀人。”

说完他自己冷笑了一声，“我骗她的，我哪次不杀？”

办案人员问他为什么要对一个正在哺乳的母亲下此毒手，他只是耸了耸肩，说了一句：“那咋了？她也是个女人。”

1999年11月22日，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以强奸罪、故意杀人罪、抢劫罪数罪并罚，一审判处房四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宣判时，房四平依旧面无表情，只是在法官问他是否上诉时，他淡淡地说了一句“不上诉”。

2000年1月28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房四平在鹤壁市被执行枪决。

这个在四年时间里横跨两省四市、犯下累累血案的恶魔，终于走完了他罪恶的一生。

房四平伏法了，但他留下的问题却远未结束。

为什么一个17岁就犯下重罪的少年，在经历了四年的牢狱生活后，非但没有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成为一头嗜血的恶魔？为什么他能在四年时间里辗转两省数县，犯下数十条命案而迟迟未能归案？为什么像他这样的流窜惯犯，会成为上世纪九十年代社会治安的一大顽疾？

这些问题的答案，远比案件本身更加沉重。

房四平的堕落，是一个关于贫穷、暴力、教育缺失和社会边缘化共同酿成的悲剧。

他出生在一个缺乏温暖的家庭，在暴力和冷漠中长大，在监狱这个特殊的环境里完成了“犯罪深造”，在社会的排斥和歧视中走向疯狂。

他的一生，折射出那个时代农村底层青年在城市化浪潮中的迷失与沉沦。

房四平的落网，说起来颇具讽刺意味——让这个让公安机关头疼多年的恶魔最终伏法的，不是高科技的刑侦手段，不是跨省协查的严密网络，而是一个普通村民路见不平的一声呼喊和二十多个村民的奋起直追。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社会治安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天网工程的普及、DNA鉴定技术的成熟、全国联网的指纹数据库、跨区域警务协作机制的确立，使得像房四平这样的流窜惯犯再也无法像当年那样肆意妄为。

然而，房四平案留给我们的警示，却永远不会过时：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仅体现在它能如何高效地惩治犯罪，更体现在它能如何从根本上预防犯罪——如何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温暖的家庭中成长，如何让每一个边缘群体都能感受到社会的接纳，如何让每一个迷失的灵魂都能找到回归的路径。

这些问题的答案，关乎社会的长治久安，也关乎每一个普通人的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