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赵本山和黄晓娟表演完《我想有个家》，走下舞台，黄晓娟对赵本山说：“老哥啊，这可能是咱俩最后一次合作了。”赵本山疑惑地问：“为啥？咱俩不是合作好好的吗？”赵本山感到挺惋惜的。
两人刚走进后台，赵本山就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他听着听着，眉头皱了起来。
黄晓娟问：“咋了？”
赵本山挂掉电话：“有个急事，我得去厂里一趟。你先卸妆。”
黄晓娟没多问，点了点头。其实她刚才那句话只是一时感慨，还没真正下定决心。她看着赵本山匆匆离去的背影，心里有点乱。
几天后，赵本山在排练场找到黄晓娟，手里拿着一份文件。“你上次说上学，是认真的？”
“还在考虑。”黄晓娟说。
“先别考虑了。”赵本山把文件递给她，“看看吧。”
那是一份合资意向书。有个港商想投资做影视，看中了他们这对黄金搭档，愿意出资让他们成立一个工作室，拍电视剧，做巡演。条件很优厚。
黄晓娟翻了几页：“这是……绑定了？”
“合作嘛。”赵本山点了根烟，“人家看中的是咱俩一起。你单飞了，这事就黄了。”
黄晓娟沉默了很久。她把文件合上：“老哥，这机会挺好。但你让我再想想。”
赵本山以为她只是需要时间。他紧锣密鼓地推进和港商的谈判，两周后，初步协议出来了。他兴冲冲地去找黄晓娟，却扑了个空。邻居说她回老家了。

又过了一周，黄晓娟回来了，直接来到赵本山办公室。她没坐，站着说：“老哥，我想好了。学，我还是得去上。”
赵本山愣住：“那这合资……”
“对不住。”黄晓娟说，“但我不能为了这个，就把自己的路定了。我才三十出头，我想看看不上舞台，我还能是什么样。”
赵本山第一次认真地看着她。过去三年，他在她脸上看到的是合作时的专注，是接包袱时的默契，是成功时的喜悦。但现在，他看到了一种陌生的坚定。他意识到，那句“最后一次合作”可能不是玩笑。
他最终没再劝，只是叹了口气：“行吧。路你自己选，哥不拦你。”
黄晓娟走后的那个春晚，赵本山第一次换了新搭档。台下效果不错，但他自己知道，那些信手拈来的互动，那些无需言语的默契，全没了。他像是在和一个陌生人打球，球路都对，就是没滋味。
又过了一年，赵本山在一次饭局上听说，黄晓娟的那个港商合资项目，后来被另一个小品演员接了，但折腾两年，电视剧没拍成，钱也亏了不少。
饭局散了，赵本山一个人在街上走了走。他突然想起黄晓娟那句话：“我想看看不上舞台，我还能是什么样。”他想，如果当时她留下了，现在会怎样？也许工作室做起来了，也许也亏了，也许两人因为利益闹掰了。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的是，后来看到的黄晓娟，确实不一样了。她演过话剧，做过幕后，后来又回到了小品舞台，但演的都是些以前没演过的角色，母亲、工人、市井小贩，身上沾着泥土气，却更扎心了。她眼里的东西，他后来也看清了，那是一种不再依赖任何人、任何平台的底气。
很多年后的一次行业座谈会上，两人又碰面了。茶歇时，赵本山端着茶杯走过去，半开玩笑地问：“当年要是没走，现在是不是得叫你黄总了？”
黄晓娟笑了：“那估计咱们早吵翻了。我脾气你知道，认准的事，不服管。”
赵本山也笑了。他说：“也对。”
那天散会后，赵本山看着黄晓娟和其他几个年轻演员边走边聊，步履从容。他终于觉得，那年的惋惜，其实是多余的。她选了一条更远、也更稳当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