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羞布终于被撕开了，美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曾直言：中国的数学水平落后美国足足80多年，大致相当于美国上世纪40年代的水准。
刘宇把这篇报道打印出来，用红笔划出那句话，贴在了自己研究生工位的隔板上。每天一抬头就能看见。同实验室的人经过，有的嗤笑一声，有的摇摇头，没人当真。除了他自己。
他的导师是国内组合数学领域的权威，项目多，经费足。刘宇的研究方向是导师定的，一个稳妥且容易出论文的图论分支。一年时间，他完成了两篇够格投递核心期刊的论文。导师很满意，暗示他可以准备申请博士了。
但那张纸上的红字，像根刺一样扎着他。他想起大二时读《希尔伯特传》，那种为纯粹问题着迷的战栗感，已经很久没有过了。
他决定做一件“傻事”。他给导师写了一封长信，说想暂停手头所有项目，用一年时间，去尝试一个他自己提出的、看起来毫无应用前景的拓扑学问题。他知道这个问题可能无解，也知道这意味着放弃即将到手的论文和可能的深造机会。
导师把他叫到办公室，没有说话，把那封信推还给他。沉默持续了五分钟。“你确定？”导师最终只问了这三个字。刘宇点了点头。导师叹了口气，摆摆手：“去吧。一年后，我要看到东西。不管是什么‘东西’。”
刘宇搬出了嘈杂的课题组办公室，向学院申请了一间堆放旧设备的储藏室。他清出一块黑板，搬来一张旧课桌和一把椅子。窗户很高，灰尘在午后的光柱里飞舞。这里没有项目进度表，没有组会，只有他自己和一面黑板。
头三个月，他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亢奋和随之而来的崩溃。他尝试了七条不同的证明路径，每条都在中途遇到无法逾越的障碍。他习惯了按部就班解出答案，却从未自己构建过一座从无到有的桥梁。他失眠，在黑板上写满又擦掉，草稿纸堆满了墙角。
第四个月的一天下午，他盯着一条死胡同般的推导，忽然想起丘成桐那句话：“就像在山里开一条从来没有人走过的路。”他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寻找别人地图上标记好的小路，而现在，他必须亲手劈开面前的荆棘。
他换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思路，不再追求完美的全局证明，转而试图先理解问题结构中一个最古怪、最不和谐的“疙瘩”。他不再关心这是否“优雅”或符合主流范式，只服从于自己观察到的逻辑。
第六个月，那个“疙瘩”显露出意想不到的柔性。它不是一个需要被铲除的障碍，而可能是一把隐藏的钥匙。他顺着这个细微的裂隙摸索，进入了一个尚未被文献充分描述的结构空间。
第九个月，他得出了一个初步的、局部的刻画。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定理证明，更像是一张对这个新结构空间的粗糙手绘地图。它不漂亮，不宏大，甚至可能只是某个更大谜题的一小块碎片。
一年期限到的那天，他把这份五十页的手稿，连同一摞画满示意图的草稿纸，交给了导师。手稿的标题下，他没有写“定理”或“证明”，而是写了“关于某某结构的一些观察与猜测”。
导师关上门，看了整整一个下午。傍晚，导师打开门，眼眶有些红。他把手稿还给刘宇，说：“我无法判断这对整个领域有多大价值。但我看得出，这里面每一条思路，都是你自己的。没有一条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
导师说，按学院的评价标准，这份东西可能连最低档的成果都算不上。但它让导师想起了自己年轻时，那种不顾一切的、笨拙的思考状态。“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导师问。
刘宇摇了摇头，说不知道。但他申请将那间储藏室继续使用下去。他想把那张“手绘地图”画得更清楚一些，看看那条隐约的小径，最终会通向哪里。
学院批准了。那间储藏室的灯，每天依旧亮到很晚。光从高高的窗户透出来，照在空荡荡的走廊上。没有人知道里面的人在做什么，也没有人追问他会做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