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鸟铳比三眼铳好用，为什么明军宁愿用三眼铳也不愿意用鸟铳？

万历二十六年，有个叫赵士桢的官员写了本专讲火器的书，书名《神器谱》。书里有一段话，大意是鸟铳的准头和射程远胜三眼铳，可边军就是换不了，还是抱着三眼铳不撒手。

赵士桢为这事较了多年劲，书写出来了，推得依然辛苦。

这个现象，站在今天往回看容易觉得奇怪。到了战场那头，却有自己的道理。

鸟铳进入大明手里，起点说出来不太好听。嘉靖年间，明军在东南沿海清剿倭寇，打赢了，顺手把对方的武器捡回来研究仿制。

这种火绳枪最早是葡萄牙人带到东亚的，日本人学了去，再辗转传到中国沿海，明朝工匠照样子造出了本国版本。

戚继光在东南平倭期间大量使用鸟铳，觉得趁手，专门在《纪效新书》里写下推广方案，要求各营配备。

戚家军在南方那几年，鸟铳配合长枪方阵对付倭寇步兵，打得顺，效果有目共睹。

鸟铳在准头和射程上的优势，当时军中有见识的人都承认，这不是赵士桢一个人的判断。

问题出在南北两边的战场，压根就不是同一种情况。戚继光在南方的对手以步兵为主，双方大多是阵地对阵，士兵站稳了开枪就行。

北边的战场不一样，辽东骑兵对决，草原上你追我赶，对手骑着马，自己有时也得骑着马追上去。

鸟铳是步战武器，枪身细长，装填时要站稳，把火绳点着夹进击发机构，对准，扣动扳机，这套动作步兵做没问题，骑着马的人想做完整，相当别扭。

三眼铳在北边骑兵里的地位，看构造就能明白了。

三根铳管并排铸成一体，每管装一发，可以依次击发，三声打完，整支枪还攥在手里。枪托是铁铸的，分量不轻，三发打完之后掉个头，直接当棍子抡。

骑兵的近战节奏就是这样，枪声一停马上贴身，手里得有能用的东西。

鸟铳枪管细，拿来砸人不趁手，何况枪身精密，磕了碰了就容易废，战场上不是放在架子上保养的地方。三眼铳铁疙瘩一块，打完就抡，造出来本来就是这么用的。

辽东前线的骑兵对这一点感受尤为直接。

建州女真的骑兵善于近战，冲锋速度快，两军接近的时间很短。骑兵能在移动中打出三枪，往往比一枪准头更高、但打完就只剩根棍子的步兵武器，更符合实际战场的节奏。

火绳带来的麻烦，对北边的士兵来说是切身的问题。

鸟铳击发依靠火绳，临阵前要把一根粗绳子点着，夹进击发机构里，扣动扳机，绳头燃烧引燃药池，枪才打得响。

这套机构在东南湿润气候里已经够难伺候了，到了北边，问题加倍。

草原风大，火绳随时可能被吹灭，要不断补燃。雨雪天气里，火绳根本点不着，有了枪等于没有。

东北冬季低温，士兵手指冻僵是常有的事，要捏着机构做精确操作，相当困难。夜里出奇兵，火绳燃着了一截亮光，老远就被对方察觉，偷袭变成送人头。

三眼铳的结构要简单得多，直接用明火点燃药池，比火绳机构少了好几个可能失效的环节。在那种环境下，能打出去是最要紧的，准头差一点倒是次要问题。

制造这一头，也有现实的约束在里面。

三眼铳铸造工艺相对简单，对铁料的质量要求不苛刻，技术一般的工匠也能做出来。

鸟铳不同，枪管要够长，要有足够强度，内壁要均匀平整，打几发之后容易炸膛的问题，在供货质量不稳定的时候尤其突出。

明代军器工匠水平参差不齐，大批量给边军供货，质量稳不稳是个真问题。

劣质鸟铳炸膛打伤自己人，不是偶发事故。与其往前线发一批质量打问号的精密武器，还不如发一批简单耐用、不容易出事的三眼铳来得实在。

戚继光后来调任北边，也做了相应的调整。

《练兵实纪》里，他对北边骑兵的武器配置专门说明，鸟铳和三眼铳各有各的用途，骑兵配三眼铳，步兵配鸟铳，两者并用，分工清楚。

这才是当时明军实际执行的方案，不是全军统一换装一种枪。

回头来看赵士桢《神器谱》里那些牢骚，其实是站在纯火器技术进步的角度说话，关注的是性能参数上谁更优秀。

可军队选武器，从来都不只看参数，还要看用武器的人在哪打、打什么样的对手、补给能不能跟上、出了问题能不能修。

这些条件凑在一起，不见得每次都指向技术上更精密的那一个。

天启元年，茅元仪编成《武备志》，两种武器都收录进去，列了各自的优劣，没有硬分高下。这本书后来成了明代军事技术的重要汇总，两种枪并排摆在书页里，谁也没压谁。

赵士桢那本书也传了下来，牢骚原话一字未删。

参考来源：
王兆春《中国火器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
戚继光《练兵实纪》，明万历年间刊本（中华书局点校本）
茅元仪《武备志》，明天启年间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