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全军干部级别评定结束。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甘祖昌被定为师级，妻子龚全珍被评为连级。龚全珍觉得合理，同一学校的大学毕业生都是连级。将军却坐不住了。他提笔给中央写了一封信，龚全珍看完内容愣了：丈夫要求把自己的级别从师级降到营级。

1952年1月，甘祖昌前往迪化途中遭遇破坏，车辆翻进河里，头部受到重伤，后来留下脑震荡后遗症，经常头晕，无法正常工作。组织安排他到北京、上海养病，他却总觉得躺在那里是在白吃国家的粮。
 
这份不安，后来把他推向了另一个选择。
 
江西莲花老家的弟弟来信，说家乡正在办合作社，生产热情很高，可缺少能带头干事的人。甘祖昌想到，自己参加革命，不就是为了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吗？老家需要人，自己虽然脑子受了伤，手脚却还能动，回去种田总比一直养病强。
 
他先后写了两份申请，请求回乡，都没有获批。到了1957年5月，他又写下第三份报告，说明自己脑子已经不太好用，可身体还硬朗，希望组织允许自己当个农民。
 
这一次，他不只是写报告，还当面找到了来新疆视察的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
 
肖华提醒他，苏联专家判断他的病情不乐观，能活过60岁都算幸运，回农村种田，生活条件差，身体能受得了吗？
 
甘祖昌没有退缩。他一遍遍说明，自己不是去享清福，而是想做点实事。软磨硬泡之下，上级终于同意了他的申请。
 
消息传回家里，龚全珍先愣住了。她是山东人，在新疆军区子弟学校教书，本来已经打算扎根边疆。丈夫身体不好，老家医疗条件差，回去以后万一突然发病，怎么办？
 
她考虑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一起走。听说莲花县缺老师，她说得很干脆，丈夫回去种地，她回去教书。
 
这句话让甘祖昌红了眼，也让他向妻子敬了一个军礼。将军可以放下职务，妻子也愿意放下熟悉的生活，两个人的选择，靠的不是口号，而是对乡亲们的牵挂。
 
1957年8月，甘祖昌带着全家14口人离开新疆。临走前，他反复交代要精简行李，能少占一点运输空间，就少给国家添一点负担。
 
第二天天还没亮，他就带着孩子出门捡粪。什么粪肥地，什么粪适合养鱼，他一路讲给孩子听。村里人看见少将捡粪，忍不住打趣，他也不恼，当农民不捡粪，庄稼怎么长？
 
没过多久，村里掀起了积肥热。大家发现，这位将军不是回来走过场，他真把自己当成了庄稼人。
 
初冬时，甘祖昌盯上了屋后的虎形山。那里满是黄土疙瘩，村民觉得种不出东西，他却想起南泥湾开荒的办法，先挖开表层土，再深翻一尺，把好土盖回去，配上农家肥。
 
一家人干了整整一个冬天，甘祖昌一个人就锄断了七八把锄头，手上磨出厚厚的老茧。第二年春天，荒坡变成了梯田，偏偏又遇上大旱。
 
禾苗快要枯死时，有人开始泄气，他却带人挑水保苗，挖渠引山泉。到了秋天，虎形山收成不错，几年后，荒山逐渐变成了能种粮、能栽果树的花果山。
 
这件事也说明，回乡种田不是一句表态，而是一天天把土翻过来，把水引过来，把产量做出来。没有这些笨功夫，身份再感人，也很难改变村庄。
 
1962年春节，新任公社书记刘可兴来拜年，说全社水田亩产只有400斤，每年还要吃300多万斤返销粮。甘祖昌没有只谈困难，而是直接提出要修水利。
 
可修水利需要钱，钱从哪里来？他把目光放到了停产的峙垅煤矿，主张先恢复煤矿生产，用盈利修水库。
 
煤矿复产两年，挣了20多万元。1965年8月，浆山水库开工，甘祖昌每天早上5点就扛着工具到工地，和社员一起劳动。
 
施工期间，暴雨冲垮了刚修好的陂坝，不少人泄了气。甘祖昌却换了个角度，认为大雨把土泡松了，开渠反而省力，能顶上不少人工。
 
大家重新打起精神，苦干五个多月，终于修通一条21.5公里的水渠，十几个大队的农田得到灌溉，水稻亩产翻了一番。
 
从主动降级，到主动回乡，再到带着乡亲修水利，甘祖昌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把手里的条件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他的工资待遇仍按将军标准发放，生活却过得十分节俭，衣服补丁摞着补丁。29年里，他用在扶贫和集体建设上的钱有8万多元，占工资总额七成多。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必须用同一种方式生活，龚全珍留在学校教书，甘祖昌回到田间劳动，夫妻两人的分工就不一样。真正关键的，不是形式上都去种地，而是有没有把个人待遇和群众需要放在一起掂量。
 
长期劳动还带来了一个意外结果。甘祖昌的身体状况慢慢好转，原本被认为很难活过60岁的他，最后活到了81岁。
 
1986年3月，甘祖昌病危。他把子女叫到床前，拿出一个铁盒子，里面只有三枚勋章和几张苏区纸币，这就是他留下的全部遗产。
 
他叮嘱孩子，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也不要做对不起人民的事。3月28日，甘祖昌去世，丧事按照他的遗愿从简办理。
 
少将军衔、三枚勋章、数十年工资，最后都没有成为他留给家人的重点。这个曾经主动要求降级的人，直到生命最后，依旧在提醒家人，身份可以改变，做人做事的底线不能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