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队长失踪，床底一滩血，四十多支枪全没了——女兵弯腰舔了一口，全场死寂。
那是1950年4月4日，贵州桐梓县花秋区，刚解放没几个月，土匪多如牛毛。宣传员欧阳洁一大早去区队长罗绍武房间借热水，门开着，人不在，被窝还温的，床底下却是一滩暗红色的血。
仓库一查，四十多挺机枪、冲锋枪、步枪，全不见了。消息炸了锅，有人说罗绍武叛变投匪了，有人说他带女兵私奔了，还有人说他早被灭了口。
区长刘钊蹲在那滩血前看了半天，下了判断：是人血，人可能已经遇害。教导队队长魏云不认，说院里刚杀了一只鸭，鸭脖子割断，地上也洒了一摊血，说不定是鸭血。

两边各执一词，谁也没法说服谁。
副中队长王文岸这时候冒出一句：昨晚看见梁敏和罗队长在一起。梁敏是宣传队女兵，瘦小个子，一头长发。这话一出来，舆论立刻倒向一边——罗绍武八成是带女兵和枪跑了。
就在所有人吵成一团的时候，欧阳洁突然弯下腰。

她手指沾了一下那滩血，送进嘴里舔了舔。全场瞬间死寂，几十双眼睛盯着她。她站起来，语气平静：这是人血，不是鸭血。人血咸，鸭血腥。
刘钊一把推开人群，蹲下用手指蘸了血尝——果然是咸的。他又跑去尝鸭血，味道完全不同。一锤定音：罗绍武不是跑了，是被害了，尸体就在附近。
天亮之后顺着血迹搜，在仓库门前的草丛里找到了罗绍武。背部一个弹孔，近距离枪击。

但怪就怪在这里。没人听见枪声。大门有女兵整夜值守，院墙三米多高，没有攀爬痕迹。四十多支枪，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刘钊重新查仓库，天窗蛛网完好，后窗封死，一切看上去正常。可他转身时发现，王文岸站在门口，神色慌张，脚步轻得不像个军人。多年办案的直觉告诉他——这人身上有事。
回头仔细看仓库内部，一张八仙桌靠墙摆着，桌面落满灰，桌腿却有清晰的手印。刘钊把桌子拉开，地板上露出一个不到三十厘米的洞口。砖块上有拖拽痕迹——枪就是从这儿运出去的。

洞口太小，成年男子根本钻不出去，必然有个瘦小的人配合。洞口附近找到一缕三十多厘米长的头发，宣传队只有梁敏留长发。梁敏也失踪了。
所有人都认为，是梁敏勾结土匪杀人夺枪。但刘钊注意到两个更关键的细节：王文岸左手有血痕，身上的军装上衣宽大，裤子却是原尺寸——像是匆忙换了上衣，忘了换裤子。
王文岸就是内鬼。他利用职务之便勾结土匪，安排梁敏钻洞运枪。罗绍武半夜发现了秘密，王文岸亲手开枪灭口。因为是熟人贴身开枪，声音压得很低，没人听见。
当天夜里，土匪举着火把围攻区公所，想救走王文岸。刘钊早就布好了埋伏，教导队架了一门六十炮。炮声一响，土匪四散奔逃，王文岸被当场控制。
后来王文岸被公审枪决。欧阳洁尝血辨凶的事传遍了贵州，一个普通女兵的胆量和直觉，破了这起大案。
1950年那会儿，最危险的敌人往往就藏在身边。基层干部在枪林弹雨和人心叵测中，硬是把新中国的底子守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