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正的人才大省，既不是北京上海，也不是江苏浙江，而是湖南
老话说“半部中国近代史，湖南人写就”，这话真的半分不掺水。


1897年11月，长沙时务学堂开学。堂里坐着湖南学生，讲台上的人却来自好几个省。
一座学堂，把湘、粤、苏、赣几省人物挤进了同一个院子。

那时的湖南并不占近代化的先机。沿海已经办起一批新式学校、工厂和报馆，湖南起步较晚，省内新旧冲突又很激烈。时务学堂实际存在约一年，录取学生二百余人，可到戊戌政变前，湖南已有11所新式学堂建立，另有11所书院改章。《湘报》、南学会和新式学校彼此联动，一批青年开始在科举之外接触政治、新学和西方知识。

这样的变化，在湖南并非突然冒出来。
雍正二年，长沙设立试院，湖南开始单独举行乡试。

此前湖南、湖北合闱，湖南士子要赶赴武昌，有时甚至远到江宁应试。路费、食宿、江湖跋涉，对普通家庭都是一道门槛。分闱后的第一次湖南乡试正取49人，另有副榜和武举名额。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湖南中举、中进士人数明显增加。清朝从顺治九年至道光二十年的75榜中，湖南出了441名进士。

这只是把个人送进官场的一道门。
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战争又撞开了另一道门，而且比科举猛烈得多。
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建湘军。募兵、筹饷、选将、设幕府，都大量依靠师生、同乡、亲友和地方士绅关系。

县城里的读书人、乡间的士绅、书院中的师生，被战争迅速拉进军队和幕府。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走出湖南后，更多湘籍人物跟着进入督抚、军务和地方行政系统。

一项针对太平天国战争的研究追踪了曾国藩战前已有的精英关系。与曾国藩网络联系较深的县，战争期间投入的兵员更多；战争结束以后，政治权力也明显向这些精英的家乡转移。湖南在那场战争中付出了大量生命，同时获得了一条此前没有的通道：地方人物能够依靠军队、幕府和同乡网络，成批进入全国军政体系。

几十年后，湘军的营盘逐渐远去，长沙城里的入口换成了学堂和报馆。
时务学堂最有意思的地方正在这里。湖南没有关起门来培养“湖南人才”，梁启超、黄遵宪、陈宝箴、李维格等外省人物都进入湖南。本地士绅、青年学生和外省知识人发生碰撞，学校、报馆、学会、新政连成一片。

一个原本被认为较为闭塞的内陆省份，在短短几年里突然变成维新运动极活跃的地区。

代价也很快出现。1898年前后，改革阵营分裂，守旧力量反击。戊戌政变以后，时务学堂改为求实书院，梁启超离开湖南，谭嗣同遇难。此前聚集在长沙的一批人向不同方向散开，有人继续办教育，有人转入政治活动，还有人走向革命。

到了二十世纪，湖南青年向上流动的渠道又变了。科举已经退出，军校、政党、农会、工会和现代军队进入县乡。秋收起义、平江起义以及湘赣边长期的武装斗争，把许多普通青年直接卷进军事和政治组织。全国十个著名“将军县”中，湖南占平江、浏阳两个。平江后来产生52名开国将军，浏阳产生30名。

这时的人才来源已经和曾国藩时代完全不同。
十九世纪的湘军骨干，大量来自读书人、士绅和地方精英；二十世纪革命军队中的湖南将领，很多起点就在县乡、农会和基层武装。门槛下降了，组织范围扩大了，战争持续的时间却更长。湖南人才进入全国政治军事体系的渠道，由少数士绅向更大的社会群体打开。

几十年的结果，最终压在一张军衔名单上。
1955年至1965年的首次军衔制时期，中将以上共254人，湖南籍达到73人，其中元帅3人、大将6人、上将19人、中将45人，数量居全国之首。十大元帅里有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十大将里有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许光达。

湖南近代人才现象最醒目的地方，并非简单的人数最多，而是一批又一批人物反复进入政治、军事和改革的高位。清代分闱扩大了士子的制度入口，太平天国战争把地方精英组织成军政网络，甲午之后的新式学校又把外省知识与湖南青年接起来，二十世纪的革命组织则把这种筛选继续下沉到县乡。

两百多年里，入口一次次更换，人员来源也一次次扩大。科场里走出来的是读书人，湘军营盘里聚集的是士绅和将领，时务学堂里坐着新式学生，到了平江、浏阳，走出来的已经是参加农会、起义和红军的普通青年。

可从晚清军政格局、维新革命到二十世纪战争，把那些最剧烈的历史转折摊在桌面上，湖南人的名字确实一再出现，而且不是孤零零的几个名人。

1965年军衔制度取消时，中将以上名单上还留着73个湖南籍名字。

再往前倒一百多年，长沙试院的大门、湘军的营盘、时务学堂的课桌、平江和浏阳的县乡武装，已经先后打开。湖南最特殊的地方，恰恰藏在这些不断换掉的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