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中央军委提出了“军队要忍耐”的重大决策，财政只管拨六成军费，其余四成由军队自行筹集。那一年有430万军人，总共获得56亿美元拨款。
但改革从来不会只有一个方面。裁军意味着几十万人员需要安置，大量机关和保障单位需要调整，军队既要完成结构改革，又要保持训练水平和战斗能力。财政压力因此集中体现出来，“军队要忍耐”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
很多人只看到后来军队经商带来的问题，却忽略了当年的特殊背景。19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实力还没有今天这样的基础，国防工业、装备更新、部队生活保障都需要资金支持。让军队通过一定生产经营活动补充经费，是当时面对现实困难的一种探索。1985年4月2日，相关部门制定军队从事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的规定，同年5月4日经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实施。
这一政策在初期确实发挥过作用。部分部队利用自身条件开展生产活动，改善基层保障，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在当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种办法具有明显的现实色彩。
但是，军队有自己的特殊属性。商业市场讲究利润和竞争，而军队讲究使命、纪律和战斗力。当军装和市场经营联系越来越紧密，一个深层问题就出现了：军队的主要精力究竟应该放在哪里？
张爱萍当时提出的担忧，正是围绕这个核心展开。作为经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国防科技建设的一代将领，他看问题并不只是站在眼前经费困难的角度，而是从军队长期建设规律出发。
张爱萍认为，军队如果长期参与商业活动，容易让部分人员把注意力从练兵备战转向经营收益。他担心的不是几个企业项目，而是军队价值方向可能发生偏移。他曾指出军队职能是打仗，搞经营可能影响斗志和军民关系。
这种判断在当时并不是没有争议。毕竟，国家需要发展，军队也需要保障。面对现实困难，很多人更关注如何解决眼前问题。但张爱萍看到的是另一个层面：军队可以经历困难，却不能长期依靠商业活动维持自身运行。
从历史角度看，这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发展阶段问题。一个国家在工业基础薄弱时期，往往需要寻找各种办法积累资源；但随着国家实力增强，军队建设必须回归专业化道路。
进入1980年代后期，军队经营活动规模扩大，一些问题逐渐暴露。一些单位管理能力不足，经营活动与军事任务之间出现矛盾，个别地方还出现利用特殊身份谋取利益的风险。这些情况说明，短期补充经费的方法，不能替代长期国防建设机制。
后来中国逐步推动军队与经营活动脱钩，把主要精力重新集中到军事训练、装备发展和科技建设上。这个过程说明，一个现代化军队不能依靠市场赚钱，而必须依靠国家综合实力支撑。
如果把视角拉回今天，中国军队的发展变化更加明显。从过去装备基础薄弱、规模庞大的传统军队，到如今强调体系作战、科技创新、信息化智能化建设，这条道路的核心逻辑就是提高质量，而不是简单追求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