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81岁的康克清，临终前，孙子贴着她耳朵问：“骨灰和爷爷放在一起？”点头；“后事交给组织安排？”再次点头，最后，这位跟朱德共度47年的女战士只留下一句话：“我什么都不要。”

1992年4月22日12点04分，康克清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

她离开前没有留下财产安排，也没有提出特殊要求，只说了一句，我什么都不要。

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可放在她的一生里，分量并不轻。

2月底，康克清因为感冒发烧住进医院。刚开始她并不愿意去，医生和家人劝了很久，她才答应先住两天，病情稳定后就回去工作。

她放不下的事情很多，三八妇女节的活动要安排，全国政协的会议要关注，纪念宋庆龄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还等着她审定，给知识界女性的节日寄语也需要她把关。

住院以后，她每天还是让秘书把报纸和重要文件念给自己听，一件一件核对。身体躺在病床上，心思却还在工作上，这种习惯，她保持了许多年。

有人听说她住院，想过来探望，她却交代秘书，自己只是个闲人，不要耽误别人工作，能不见就尽量不见。这样看，她似乎是在把所有人往外推，可她并不是不近人情。

她记得曾在广州照顾过自己的张大夫，知道对方家里有两个儿子。之前只送了一床被套，她还特意交代身边人，再补送一床过去。自己的事情能省就省，别人的难处却记得很清楚，这种细节更能说明她的性格。

康克清的一生，和妇女、儿童工作联系得很紧。她从江西万安的穷苦渔家女走出来，后来跟随红军上井冈山，和朱德共同生活了47年，也在长期工作中形成了朴素直接的处事方式。

她不是没有地位，也不是没有条件提出要求。恰恰相反，她经历过战争年代，担任过重要职务，晚年依然关心全国性的工作。她完全可以把自己的后事安排得更隆重一些，最后却只留下四个字，我什么都不要。

4月初，清明节临近，康克清的身体越来越差。

从1976年朱德去世开始，整整16年里，每到清明，她都会带着儿孙去八宝山扫墓。人在外地，也会想办法赶回来。这一次，她连床都起不来了，只能让孩子们代替自己前往。

这个变化对家人来说很难接受。往年是她带着大家去看朱德，如今却只能让家人替她走一趟。她和朱德的感情，也并不只是相伴生活那么简单，清明扫墓这件事，她坚持了多年，几乎成了家里的固定仪式。

4月10日中午，康克清突然呼吸困难，嘴唇发颤，血压不断下降。医生和护士立刻展开抢救，家里人也围在病床边，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孙子凑到她耳边，小声问，奶奶，骨灰和爷爷放在一起好不好？

康克清已经说不出话，却慢慢点了点头。

孙子接着问，其他后事都交给组织安排，行不行？

她又轻轻点了一下头。

这两个点头，实际上已经把最重要的事情交代清楚了。骨灰与朱德放在一起，后事由组织安排，不搞特殊，也不增加家人的负担。

抢救暂时让她脱离了危险，但家人心里都明白，她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接下来的十几天，她时醒时睡，精神好一些时，还能和身边人说上几句话。

她叮嘱最多的，不是家里要留下什么，也不是谁应该继承什么，而是让孩子们好好过日子，安安稳稳过日子，别走错路。

临近生命尽头，她看着围在床边的儿孙，断断续续地说，自己这次可能撑不过去了。接着，她又嘱咐孩子们不要贪污，不要犯错误。

说到这里，她的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

这段话放在今天看，依然很直白。她没有讲大道理，也没有留下长篇遗言，只把担心浓缩成几句家常话。别贪污，别犯错误，好好过日子，听着普通，却是她留给晚辈最明确的要求。

有人会把这种清贫理解成彻底与物质无关，可康克清并不是不关心现实生活。她会操心妇女和儿童工作，会审阅文件，会惦记身边人的家庭，还会在住院期间记得给张大夫的孩子补送一床被套。

她舍弃的是个人享受和身后排场，不是对工作、对他人的责任。

4月22日中午12点04分，康克清在北京逝世。她生前交代的后事随后得到落实，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与朱德的骨灰放在了一起，丧事一切从简，没有提出特殊要求。

从参加革命，到和朱德相伴47年，再到晚年继续关心妇女儿童事业，康克清走过的道路很长。她离开时没有留下复杂的安排，也没有给家人增加额外负担。

她只是用最后的力气，把该交代的事情说清楚，把该提醒的人提醒到，然后安静离开。

清白地来，清白地走。

我什么都不要，成了她留给家人，也是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