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我退休以后干什么？那么我可以说我在1998年的时候，我就讲了。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现在还是这样做。”“我比1998年是不是显得疲劳，我不知道在座各位如何评论，不过我想时间已经过去四年了，人总是要老的嘛。”

1999中美WTO谈判“我从来不认为开放是一件浪漫的事。开放不是握握手，照照相，讲几句共同繁荣就结束了。开放就是把自己放进更激烈的竞争里，别人会进来，别人会抢市场，别人会拿规则要求你，别人也会利用规则保护自己。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开放，就会变成压力。但反过来说，如果你永远以没有准备好为理由，那你就永远不会准备好。这是改革里最残酷的地方，很多制度不是关起门来，改好了再出去，而是在出去的压力里才不得不真正改。所以，当美国人盯着市场准入的时候，我心里想的不是简单的给不给，我想的是哪些可以给，哪些必须分阶段，哪些要换回中国进入规则体系的确定性，哪些底线绝不能碰。面子很重要，但逛靠面子无法发展。真正的尊严不是你在谈判桌上永远不让一步，真正的尊严是你知道每一步让出去换回来的是什么，是你知道底线在哪里，是你让完以后还能站得更稳。

最难的不是拍桌子，而是把账算清楚，谈判桌上很多人喜欢看戏，谁声音大，谁表情硬，谁把话说的更狠，好像谁就赢了。可我做经济工作这么多年，最不相信的就是这种热闹。我更相信，账本一向承诺能不能做，不看它听起来多漂亮，要看它落到中国的企业，银行，财政，就业和社会稳定上会产生什么。比如金融开放，外资银行进来带来的不只是资金管理经验，也有产品风险控制和竞争压力，管理经验，这对中国银行业是刺激也是挑战。

每个领域都有既得利益，也有落后环节，都有开放的好处，也有短期冲击。谈判真正困难的地方就是你不能只做一个姿态，要把每一项承诺拆开，算他的时间，算他的范围，算他的代价，算他对后续改革的倒逼作用。我常常想，为什么有些喜欢把谈判说成强硬和软弱的选择，因为这样最容易。你只要喊一句强硬，观众就会鼓掌，你只要骂一句退让情绪就会起来。可国家治理不是靠掌声，国家治理靠的是你在掌声落下以后还能不能把账付清。1999年中美谈判最复杂的地方就在这里，美国人希望中国给出更大开放，而中国不能以未来失控去换今天的入场券，也不能因为害怕压力就放弃一个逼自己改革的历史机会。我在那个时候越来越清楚这场谈判的底线不是寸步不让，真正的底线是中国的改革主动权不能丢。我们可以承诺开放，但开放必须服务与中国自己的现代化。我们可以接受规则，但不能把国家发展的节奏完全交给别人安排。我们可以面对竞争，但不能把社会承受能力当成不存在。这三句话，才是我心里那条线

但我后来想没有签成的4月，也未必就是失败，为什么？因为他把双方真正的条件摊到了桌面上，他让美国方面看清楚，中国不是只来喊口号的，中国确实准备在很多领域做出实质性开放，它也让中国国内看清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是别人送给我们的奖励，而是一场需要付出代价的制度选择。4月没有落笔，反而让很多人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这件事不是遥远的外交议题。他马上就会落到企业，银行，农业，地方政府和普通人的饭碗上。有时候，谈判桌最有价值的不是当天签字，而是把模糊的东西变清楚，把幻想打掉，把双方真正能接受，不能接受一项一项摆出来。4月之后形势又发生了剧烈变化。5月，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轰炸，中美关系跌入低谷，社会情绪非常激烈。那个时候，很多人觉得中美之间的事情恐怕要停很久。从情绪上讲，这种判断可以理解，但国家不能只活在情绪里。该抗议的要抗议，该捍卫的要捍卫，该记住的也必须记住，可另一些事也不能因为愤怒就永远停下。中国要不要继续改革？要不要继续进入国际市场？要不要继续为未来十年，20年的发展争取制度空间？这些问题不会因为情绪高涨就消失。这也是为什么我说真正难的不是说硬话。硬话可以表达态度，但底线是在态度之后还能不能继续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