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近山的指挥能力，属于中将里的天花板，相比周希汉、郑维山、王必成、陶勇、梁兴初等猛将。王近山不但代理过兵团司令，而且在攻打襄阳、围歼黄维时，还担任过协同攻击集团的指挥员
真正看王近山的指挥水平，不能只盯着“王疯子”这个绰号。敢冲的人很多，敢把部队交给一个人指挥，却是另一回事。

尤其到了1948年前后，上级给王近山的任务已经不只是带好第六纵队，而是让他协调不同建制的部队完成一个方向的作战。这才是判断他指挥能力的重要尺子。
2025年12月，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在纪念王近山诞辰110周年的文章中，再次梳理了他的主要战绩，其中明确提到，他后来担任过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中国军网公开资料还显示，1949年2月第二野战军整编后，他已是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十二军军长、政治委员。
也就是说，在1955年授中将军衔以前，他实际承担的指挥岗位已经达到兵团层级。这也是讨论王近山时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
有人喜欢拿他和周希汉、郑维山、王必成、陶勇、梁兴初放在一起比谁更能打，其实这种比较不能只看哪个人的代表战例更出名。军长带好一个军是一种能力，临时接过几支互不隶属的部队，迅速把任务、方向、火力和协同关系理顺，又是另一种能力。
1948年的襄樊战役，就很能说明问题。战役最初的整体组织，并不是简单一句“王近山指挥襄樊战役”就能概括。
6月13日，中原野战军方面部署作战时，由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桐柏军区部队以及陕南军区第十二旅。到了战役推进至襄阳攻城阶段，王近山承担的前线指挥责任明显加重。
7月4日至5日夜间，各部逐渐向襄阳靠拢，7月6日完成合围。王近山面对的难题很直接：襄阳南面有山，汉水又限制部队展开，按照过去攻襄阳的办法，通常要先拿南山，再逼近城墙。
问题是守军恰恰在这些方向布置了较强防御，如果一路硬啃，伤亡和时间都会增加。战斗刚开始时，部队确实遇到了阻力。
7月7日夜，第六纵队开始攻击外围阵地，部分方向推进并不顺利。这时王近山没有坚持原有方案，而是改变主要攻击办法，把更多力量引向城西，准备从城西南高地与汉水之间的狭窄地带挤进去，避开守军重点经营的南山防线。
后来人们熟悉的“撇山攻城”“猛虎掏心”和“刀劈三关”，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形成的。所谓“三关”，主要指琵琶山、真武山、铁佛寺。
第十七旅承担重点突击任务，第十八旅等部从其他方向策应，陕南第十二旅、桐柏军区部队则牵制南面守军。不是所有部队都往一个缺口挤，而是有人真打、有人牵制、有人准备接续。

这里最能体现王近山能力的，其实不是“敢从西门打”，而是他敢在战斗已经展开之后改方案。临阵改变主攻方向最怕两件事：一是部队转不过来，二是友邻之间失去配合。
可襄阳之战最后形成的效果，恰恰是东西方向同时施压，把守军压回城内，南山阵地随后失去继续坚守的价值。7月15日晚，攻城总攻展开，战至7月16日，襄阳被攻克，襄樊战役结束。
战后，第六纵队第十七旅第四十九团获得“襄阳特功团”称号。刘伯承在战役讲评中也肯定了第六纵队在襄阳攻城中的重要作用。
这个结果说明，王近山已经不再只是那个靠勇猛带头冲锋的纵队司令，他开始表现出对复杂攻坚战的组织和调整能力。东集团由陈赓等负责，西集团由陈锡联负责，南集团则由王近山、杜义德负责，主要包括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等部，任务是从双堆集南面和西南方向推进。
这里出现了一个很有分量的细节：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不是第六纵队的老部队，却被纳入南集团协同作战。12月6日16时30分，各攻击集团发动进攻。
双堆集不是一座孤城，而是大量村落、沟壕和工事组成的密集防御区。部队每向前推进一点，都必须解决步兵、炮兵和友邻之间的衔接问题。
因此，王近山承担的已经不是“带六纵冲进去”，而是要从集团方向考虑几支部队怎样一起往前压。这一轮攻击并没有立即结束战斗。
随着战况发展，华东野战军增调力量参加围歼，攻击部署也继续调整。12月13日，解放军向黄维兵团残部发动最后总攻，到12月15日战斗结束。
因此，若说整个双堆集围歼战都是王近山一个人指挥，并不符合史实；但说他在关键阶段担任南集团指挥员，则有明确史料依据。再往后看，这条指挥线就更清楚了。
1949年2月，第六纵队改编为第十二军，王近山同时担任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第十二军军长和政治委员。1951年2月，中国军网资料记载，他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代司令员。
到了上甘岭战役，他已经是在兵团层面参与组织作战。这时再回头看“中将里的天花板”这句话，就比较容易理解它为什么会在民间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