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清朝）口外诸厅的设置，本就是一种权宜的行政延伸，其与山西的隶属关系相当松散。名义上这些厅归山西布政使司统辖，但山西派出的道员、同知、通判等官员，实际权限仅局限于管理迁居此地的汉民，负责催征田赋、抽收厘金、核发路引，以及调处汉民内部的诉讼纠葛。厅官既不干预蒙旗原有的札萨克体制，也无权过问蒙地归属，因为口外草场与耕牧地契归根结底属于各蒙旗王公，山西方面只是代行民人治理之责。一旦涉及蒙汉交涉、刑名重案或边地防务，则须由理藩院会同绥远将军、热河都统等驻防大员出面，与蒙旗会商裁定，山西布政使司往往插不上手。这种旗不管汉、厅不管蒙的分治格局，在归化城一带体现得尤为明显，山西省归绥道衙门专管汉民赋役词讼，土默特议事厅处理蒙古旗务，而绥远城将军衙署则统辖驻防八旗、控御边塞，其军事调度与军政决策完全独 立于山西，直接对朝廷负责，三者各守疆界，互不统属，共同维系着口外多元而复杂的治理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