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整编七十四师副师长邱维达：我对孟良崮战役的战斗经过调查

1946年春，国民党军队进行全面整编，我以第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师长调为整编七十四师副师长后，离开了部队，住在南京休养。1947年5月17日，整编七十四师被歼于孟良崮的消息传到南京后，国民党政府军务局局长俞济时打电话找我，要我立刻到黄埔路蒋介石的官邸去见他。我于上午9时到达侍从室，俞对我说：“张灵甫在鲁南没有打好，该师现在情况不明，老先生（指蒋介石）指定你同陈总长（指陈诚）先到徐州了解情况后，再到临沂负责收容处理。”我顿时感觉到此行任务繁重，前景不妙，想借故推却，又怕“大帽子”压来，只好说：“等我回去准备一下。”俞说：“用不着，现在情况紧急，飞机已准备好了，陈总长决定今天上午10时就起程。”我辞别后仓促赶到明故宫机场，见陈诚已先到机场。我们同坐一架军用飞机于当日上午11时30分在徐州降落，先到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与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副司令韩德勤、参谋长张炳钧就地图上了解一番这次作战情况后，没有多停留，仍坐原机速飞山东临沂。这里是第一兵团汤恩伯指挥部所在地，下机后陈诚要我一同参加了汤恩伯向陈诚汇报指挥这次作战经过情况的会议，并向其他有关方面了解一般情况。

我在南京的将官训练班还没结业，整编七十四师就出了这么大的事。说起来我跟张灵甫不仅是黄埔四期的同窗，在七十四军里共事多年，部队上下都知道“张勇邱智”这个说法。我这个人打仗向来主张多想几步，张灵甫不一样，他性子急、好胜心强，认准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到了临沂，汤恩伯的汇报会上气氛特别压抑。陈诚坐在主位上一言不发，汤恩伯满头大汗地指着地图讲战斗经过。我在旁边听着，越听越觉得不对劲，他说来说去都是“共军来得太快”“地形太复杂”“友军配合不力”这些。顾祝同在徐州跟我解释的时候也差不多一个调子，说主要原因是各兵团各军师协同没搞好，大家都想保存实力，对上级命令阳奉阴违。这话倒是不假，但我心里清楚，光把责任推给下面解决不了问题。

收容残部那几天，我亲自去垛庄和孟良崮附近战场走了一圈。那场面我一辈子都忘不掉。整座孟良崮全是光秃秃的花岗岩，连个像样的掩体都挖不出来，弹片打在石头上四处乱飞。五月的太阳毒得很，山上没水，三万多人在石头上硬撑，有些士兵是活活渴死的。我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看弹痕分布，密密麻麻全是子弹和炮弹留下的印子。站在那个地方我就在想，换作是我指挥，打死也不会把部队往这种绝地带的。张灵甫选择退守孟良崮，说是要“中心开花”，让友军从外面反包围，这个想法听着漂亮，可他忘了一件事：你得先确保友军真会来才行。

调查过程中我建了三个信息渠道：突围出来的士兵挨个问、被俘放回的随从参谋仔细聊、所有往来电文翻了个遍。张灵甫在最后时刻写给蒋介石的那封绝笔信我也亲眼看过。把各方说法拼到一起，真相慢慢就浮出来了。5月10日徐州剿总判断华野主力在沂水、淄博一带，汤恩伯就催着七十四师往坦埠猛冲。张灵甫带着部队一头扎进去，左右两翼的友军根本就没跟上来，二十五师停在原地不动，八十三师只派了一个团在孤山附近晃悠。部队里不少将领看出苗头不对，建议主力先别动，等两边友军上来了再说。张灵甫不听，觉得只要徐州那边下道命令催促一下，问题就能解决。等华野趁着夜色从国民党军的缝隙里插进来，一夜之间切断了七十四师跟左右两翼的联系，再想走已经来不及了。垛庄这个后勤枢纽一丢，弹药粮食全断了。

说句不好听的，张灵甫这个人打仗确实有两下子，可他有个致命毛病，太相信别人会按他的想法办事。他以为蒋介石下了死命令，黄百韬、李天霞就一定会拼命来救。可他没算清楚，国民党部队里哪个将领不是在打自己的小算盘？李天霞跟张灵甫争过七十四军军长的位子，心里本来就憋着火。黄百韬倒是真冲了，可冲到离孟良崮五公里的地方就再也打不动了。两天两夜，山上三万多人在石头缝里等援军，一个都没等来。我在战后调查的时候反复想过这个问题，如果当初张灵甫听了下属的劝，等一等再动；如果左右两翼的友军真按计划跟上来了；如果他没把部队带上那座没水没掩体的石头山，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可战场上的事情没有如果，一步走错，三万多条命就交代在那了。

回到南京以后，我把调查的经过详细整理过一份笔记，可惜后来弄丢了。1962年我凭记忆重新写成《孟良崮战后调查记》的时候，脑子里还是当年站在那片石头山上看到的景象。我常常想起一个细节，突围出来的士兵跟我说，打到第三天，山上连喝的水都没了，有人趴在石头缝里舔泥水。整编七十四师从抗日战场一路打过来，顶着“天下第一师”的名头，最后败在了一座没有水的石头山上。说到底，一支军队再能打，如果指挥的人刚愎自用、协同的友军各怀鬼胎、决策层对战场的判断全是错的，那再好的装备也救不了命。这场仗输得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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