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南京，一位德国商人救下20万人，他的名字却被很多中国人遗忘了。

拉贝回到德国之后，在汉堡的家里写了一份报告，寄给了希特勒。

报告里附着照片和文件，详细记录了日军在南京的所作所为。拉贝大概觉得，德国和日本是盟友，希特勒或许能出面施压，让日本方面有所收敛。

没过多久，盖世太保上门了。

拉贝被带走审讯，报告和照片全部没收，被警告不得再谈南京之事。

他在南京守住的那二十万人，回国之后连提都不能提。

让时间退回到1937年11月。

日本军队进逼南京，中国守军向西撤退，城里的外国侨民大多已经离开，留下来的只有少数人，多数是传教士、医生和几个欧美公司的雇员。

约翰·拉贝在南京待了二十多年，为西门子公司管理业务，说中文，住四合院，在当地外国人圈子里是个有分量的人。

战事吃紧的时候，他本可以跟随其他侨民撤离，西门子公司总部也发了电报催他走。拉贝没有动。

他和其他几位外国人一起，在南京西部划出了一块约三点八六平方公里的区域，宣布为"南京安全区"，专门收容战火中的平民。

拉贝担任国际委员会主席，安全区的日常运转由这个委员会负责。

这个区域能守住人，有一个现实原因：拉贝是纳粹党员，衣袖上戴着纳粹臂章。彼时德国和日本是盟友，日本军方对纳粹标志有所顾忌，不敢在外国侨民面前太过随意。

拉贝正是靠着这个身份，一次次冲上去阻止日本士兵闯入安全区。拉贝在日记里记录过，有时候他跑过去站在人群前面，日本士兵看见臂章，骂骂咧咧地退了出去。

没有这个臂章，这些挡在人前的动作，结局可能完全不同。

12月13日，日军进入南京城。安全区外发生的事，在随后几个星期里被拉贝一一记在了日记里。

区域内的难民越聚越多，最高峰时达到约二十万人。

粮食不够，拉贝把自家院子和库存全部打开。日本士兵反复试图闯入，委员会成员轮班守着边界，有时候一天要应付十几次冲突。

拉贝在日记里记下了日期、时间、地点，记下了遇到的每一个日本军官的态度，记下了自己看到的情形，也记下了自己有多疲惫。

这批日记后来成为审判战犯的证据之一，也是今天研究那段历史最直接的第一手材料之一。

1938年2月，拉贝终于被西门子公司调回德国。

离开南京那天，聚在安全区里的难民出来送行，据记载人数众多。拉贝在日记里写到这一幕时语气很平，大意是说，他希望这些人以后能过上太平日子。

回国之后的处境，拉贝大概没有预料到。

寄给希特勒的报告被盖世太保没收，本人被传讯，关于南京的事从此几乎不能再公开谈。

二战结束后，拉贝因纳粹党员身份，经历了盟军的去纳粹化审查，家底折腾得所剩无几，晚年在柏林靠着微薄收入度日。

他救过的那些人，和他的名字之间，相隔的不只是地理上的距离。

有一个细节后来被研究者多次提及：1948年前后，南京有人得知拉贝在柏林陷入贫困，发起募捐，定期向他寄去食物包裹。

拉贝在当时写信致谢，信里的措辞很克制，但保留了下来。

拉贝死于1950年，在柏林。

他留下的那批日记，在家属手中压了将近半个世纪。

1996年，这批日记经整理后开始陆续公开，次年德文版出版，随后被译成多种语言，中文版也在那之后不久面世。

南京方面后来将拉贝故居修缮保存，设立了纪念设施，他的名字在中国才逐渐被更多人知晓。

在那之前的几十年，知道约翰·拉贝这个名字的中国人，其实并不多。

拉贝故居在南京广州路上，如今是对外开放的纪念馆。

馆里陈列着拉贝当年的日记手稿影印件和照片，还有那个年代留下来的各类文件。

参观的人可以看到他一笔一画写下的字，日期工整，记录细密，像一个习惯了做账的人，把那些日子里的每一件事都当账目一样记了下来。

他当时大概也没有料到，这些账目会在他死后几十年，以这样的方式被人翻出来读。

参考来源：
[1] 约翰·拉贝著，刘海宁等译：《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出版社联合出版，1997年
[2] 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3] 章开沅：《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