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一生活在哥哥苏轼的光环下，但历史学家说，兄弟二人中活得最通透的，其实是苏辙。

苏轼死在常州，建中靖国元年的七月，走到那里力气耗尽，再也没有走完。

从儋州流放归来，他以为可以回北方了，家人也在等。但身体不答应。弟弟苏辙当时在江宁，等来的是讣告，而不是人。

苏辙之后在许州（今河南禹州）待了十二年，七十四岁无疾而终。

没有贬谪路上的死，没有流亡途中的耗竭，就这么走了，很平静。两兄弟的人生轨迹，在最后这段路上，差距相当大。

嘉祐二年（1057年），苏家兄弟同年参加礼部省试，双双考中进士。

那届考试，后来被人称为北宋人才最盛的一榜：同榜有曾巩、程颢、张载，主考是欧阳修。苏家父子三人同年参试，苏洵名落孙山，两个儿子上榜，一时传为美谈。

苏辙那年十九岁，在策论里正面批评宋仁宗的朝政，说皇帝执政多年，身边的人只会报喜不报忧，以致积弊日深。

这话放到哪个朝代都算大胆，何况从一个尚未入仕的年轻人嘴里说出来。考官们商量了很久，最终还是给了他通过。

兄弟二人同年入仕，文名几乎同步传开。

欧阳修评价苏轼，说此人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又说苏辙文字深沉有法、学问后劲足。两个判断，各有侧重。

然而在后来大众的记忆里，苏辙几乎成了"苏轼的弟弟"这五个字的注脚，而不是一个单独的名字。
苏轼的仕途，是不断被贬的历史。

熙宁年间，王安石主持变法，苏轼持异议，上书批评新法，因此被调离京城。

他此后在各地辗转：杭州、密州、徐州，写了大量诗词，"大江东去"和"明月几时有"都是这段时间写成的。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写诗被人从文字里挑出"讥讽朝政"的嫌疑，以"乌台诗案"被投入御史台大牢，最终以贬谪黄州告终。

那一次，离杀头只差了一步。

消息传出，苏辙第一时间上书神宗，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长赎罪，愿意降级调任换取苏轼免受极刑。

宋史里记的是："辙上书乞纳在身官以赎兄罪。"神宗最终没有判苏轼死罪，贬至黄州；苏辙也因此受到牵连，降级贬往筠州（今江西高安）。

两人在各自的贬谪地通信。

苏辙在筠州写了一篇"黄州快哉亭记"，写的是苏轼居所附近一处临江的亭子。文章末尾有一句："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

人若内心坦荡，不让外部遭遇伤损自身的本性，那走到哪里都是好地方。

这句话，既像是写给苏轼的宽慰，也更像苏辙自己活了几十年才磨出来的道理。

苏轼在黄州那几年，确实写出了最好的东西。前后赤壁赋，念奴娇，一首接一首。

被压到那个地步，反而爆发出极大的创造力。那种旷达是被逼出来的，带着力气，带着不甘。苏辙的坦然则安静得多，少了那种绷紧的弦，多了一些长期磨出来的韧劲。

苏轼写给苏辙的诗，贬谪期间不下百首，远比写给其他任何人的都多。

兄弟二人隔着几百里，用诗词来来往往，像是两个分开关押的人透过纸页传信。

那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副标题写明"兼怀子由"，最后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说的就是对这个弟弟的思念。

苏辙收到这些词，几乎都有和作。

两人词风相差很远：苏轼的词纵横奔放，想到什么说什么；苏辙的和作更收敛，像是攥着一根风筝线，稳稳地，不让它飞得太高。

元祐年间（1086—1094年），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旧党短暂得势，苏氏兄弟都回到了朝廷中枢：苏轼官至翰林学士，苏辙升为门下侍郎，接近宰相的位置。

这是两人仕途上最接近的一段时光，也是难得地能在同一地方见面、说话的几年。

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变法派再度上台，两人又一起被贬。

苏轼先去惠州，再去儋州，到了大陆的尽头，一道海峡之外的海南岛。苏辙被贬往雷州，与哥哥隔海相望。

宋徽宗继位，颁布大赦，两人陆续获准北归。苏轼走到常州，没走完。

料理完兄长的后事，苏辙彻底退出政治舞台。

以虚衔致仕，在许州安顿下来，开始写那些此前没时间去做的事：注《春秋》，解《老子》，整理诗传，一本接一本。

这些书后来结集为《栾城集》，今天仍在。

苏辙曾在文章里谈过自己的写作心路，大意是：年轻时与兄长朝夕相处，发现对方才气实在太盛，反倒让自己冷静下来，与其在同一方向硬拼，不如想清楚自己能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

这话说来轻巧，其实不容易。

在一个随时可能被光芒刺眼的处境里，保持对自身位置的清醒，需要相当的功夫。

他晚年的诗里写过一句"我年七十无多日，屈指思量总黑头"，七十岁了，掰着手指数数这辈子，一头白发。

语气里没有多少遗恨，像是一个人把账认真算完，盈亏都清楚了，放下笔，不再计较。

政和二年（1112年），苏辙卒于许州，年七十四。比苏轼多活了十二年。这十二年里，他没有再被贬过。

参考来源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三三八·列传第九十七《苏辙传》，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苏辙著、曾枣庄等校点：《栾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