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卫生部长钱信忠正在汇报工作，毛主席突然面色铁青地打断他：“听听你汇报的是什么？这还是人民的卫生部吗？干脆改成老爷卫生部好了！”正是这声怒吼，拉开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农村医疗大变革。

主要信源：（山西党史网——毛泽东的一次发怒改变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

水田里，裤腿卷到膝盖的姑娘听见有人喊“桂珍”，顾不得洗掉脚上的泥，拎起药箱就往社员家跑。

这一双泥脚，后来让毛主席提笔写下"赤脚医生就是好"的批示，也让一个称呼传遍了中国农村。

可在这之前，中国的农村是另一番光景。

1965年，全国140多万卫生技术人员里，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留在农村。

高级医务人员80%集中在城市；医疗经费城市占去75%，农村只拿到25%。

而当时中国8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

城市平均每千人拥有的医院床位和专业卫生技术人员数目，分别是农村的7.4倍和3.7倍。

这串数字摆到桌面上，是在1965年6月26日。

卫生部长钱信忠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念到这组数据时，毛主席发怒了。

他说。

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

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他当场提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一个多月后，毛主席再次召见钱信忠，把想法说得更透。

"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5亿多农民。"

他说，医学教育要改革，高小毕业生学3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其实早在1965年上半年，全国城市就已经组织2800个医疗队、两万八千多人下农村巡诊。

著名胸外科专家黄家驷、儿科专家周华康、妇科专家林巧稚都加入其中。

但这股风刮过就走，医疗队一撤，村里还是老样子。

毛主席看得很清楚，这不是治本之策，真正落地，是在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

1965年12月，公社从21个生产大队挑出28个"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子女，办起了医学速成班。

21岁的大沟大队团支部书记王桂珍，没进过中学的门，连简单的化学符号都搞不懂，也在其中。

四个月的培训，把多发病、传染病的基本知识，常见病治疗，到给产妇接生都教了一遍。王桂珍是班里学得最好的。

1966年3月，28个人结业回队，"不拿工资，帮助种地，亦工亦农，赤脚行医"。

刚开始老百姓心里犯嘀咕，做医生要学好几年，这个黄毛丫头学4个月能看病吗？

有个病人牙痛，王桂珍要给他针灸，先给自己扎了一针，病人看着不疼，才肯让她扎。

针扎下去，病人说不痛了。

“病人的宣传比我们自己宣传更有力。”王桂珍后来这样说。

当地农民因多种植水稻，平时劳动时赤脚下田，"赤脚"和"劳动"在当地方言里就是一个意思。

见王桂珍看病之余也下田干活，大家就叫她"赤脚医生"。

这个称呼，第一次被写进正式文件，是1967年12月。

1968年夏天，《文汇报》发表了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

同年9月，《红旗》杂志第三期和9月14日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毛主席仔细阅读后，在《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

批示一出，各级党政部门立刻行动。

正好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一批初、高中生文化水平较高，成了"半农半医"培训的主体，学成后大都当上了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的好处，是"养得起、用得动、留得住"。

他们主要身份仍是农民，并未脱产，平时有一半甚至更长的时间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收入保持在农村一般同等劳动力的水平。

在江镇公社，平均每个贫下中农一年补贴赤脚医生四五分钱。

他们靠"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服务乡里，药费压到最低，看病就在田间地头。

到1981年，这套体系交出了一份答卷。

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67.8岁，新生儿死亡率降到千分之37.6，孕产妇死亡率也大幅度降低。

真正让赤脚医生退出历史舞台的，是经济体制的变迁。

19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生产队和工分制随之消失，赤脚医生赖以生存的集体分配机制塌了。

称呼淡出了，但人在、职责也在，只是身份从集体里的卫生员，变成了乡村个体执业者。

在资源极度有限的时候，先保证最大多数人的基本需要，而不是先让少数人享受最精致的服务。

这套思路放在今天讨论城乡医疗差距、基层医生待遇时，依然是一组值得对照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