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百年前，一位旗人女子端坐在一架老式缝纫机前。头顶两把头梳得端正，发髻上簪着几朵绢花；浅色旗袍妥帖，双手正扶着布料往针脚底下送。她脚下踩着踏板，一上一下，机器发出规律的咔嗒声。最有意思的是那双脚——没有缠成三寸金莲，也没有踩旗人惯常的花盆底，而是套了一双平底黑布鞋，稳稳当当地落在踏板上。新与旧，就这样同时落在她一个人身上。
旗人家的姑娘，自幼不必缠足。这一双天足，平日里走街串巷、骑马射箭都使得，到了这台洋机器跟前，也成了得天独厚的优势。缝纫机靠踏板带动飞轮，力道要均匀，节奏要稳当，缠过的小脚根本吃不住力，花盆底更是站都站不稳。她换下高底鞋，换上平底布鞋，脚掌整个贴住踏板，每一踩都实实在在。机器针脚密密实实，比手缝快出十倍不止。
在过去，缝缝补补是女人家里的头等大事。针头线脑里藏着一家老小的体面，却也耗去太多时间。缝纫机一进家门，等于多了一双手。可这双手不便宜，一台洋机器的价格，抵得上普通人家几年的嚼谷，普通夫妻得攒上许多年。，才能把它抬进家。
从清末民初被达官贵人当作稀罕物，到八十年代成了年轻人结婚的"三大件"之一，又赶上九十年代的普及热潮，几乎家家户户都能听见这咔嗒咔嗒的声响。然而不过短短十来年，缝纫机便从婚嫁必需品变成了角落里的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