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八路军侦查员刘锡坤执行任务时，晚上住在一个地主婆家，地主的儿媳让出了她的新房给刘锡坤住。睡到半夜，刘锡琨看到一个黑影进屋，在他身上乱摸，他以为是这家女人不正经，就一脚踹向对方。

1941年五月的鲁中桓台，深夜的马家庄静得能听见树叶落地的声响，村尾丁家大院的新房里，八路军侦察连长刘锡琨靠墙半躺着，看似闭目养神，耳朵却把院内外的动静收得一清二楚，他没脱鞋袜两把匣子枪一把压在枕下，一把别在腰上，枪膛里的子弹早就顶上了膛。

就在这时房门被轻轻推开一条缝，一个穿碎花布衫、裹着头巾的黑影踮着脚摸进来，直奔床边伸手就往枕头位置探，刘锡琨心里早有防备，不等那只手碰到枪，右腿猛地发力，一脚结结实实踹在对方胸口，那人闷哼一声重重摔在了地上。

就在两个时辰前，刘锡琨才带着二十多名侦察员敲开丁家的大门，当时鲁中根据地反扫荡形势正紧，日伪军在各个村庄安插眼线，八路军队伍只要在野外露个影，据点里的敌人不出半个时辰就能围上来。

刘锡琨此行的任务，是把一份日伪军据点布防情报送回后方指挥部，走到马家庄时天已经全黑，再往前就是无遮无拦的开阔地，夜里走野外等于主动给敌人当靶子。

换作旁人大概率绕远路摸黑赶路，刘锡琨偏选了条反常识的路：就地进村躲一夜，就落脚在离日军炮楼只有几百米的马家庄，这是老侦察兵摸出来的生存法则：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敌人最容易忽略的盲区。

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八路军敢钻到眼皮子底下落脚，他特意挑了村尾的丁姓大地主家，不是贪图吃住条件，是这家院墙高、宅院深，能藏住二十多号人；要是挤在普通农户家，人多眼杂反而更容易暴露。

开门的地主婆满脸堆笑，没等他们开口就往屋里让，又是端饭又是烧水，一口一个“子弟兵”叫得亲热，还说儿子在外经商，家里只有她和儿媳两个人，特意把儿子的新房腾出来给刘锡琨单独住。

刘锡琨嘴上道谢心里那根弦却绷得更紧了，他在敌后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太懂敌占区的人情世故：这村子离据点不到五里地，寻常老百姓见了当兵的躲都来不及，这般过度热情，根本不是淳朴好客，分明是刻意演出来的戏码。

刘锡琨没有点破，顺水推舟应了下来，转头安排战士们分散守在厢房和院墙角落，各自找好隐蔽位置，自己才进了那间新房，对方越是主动安排“单独居住”，他越笃定这里面藏着圈套。

果然不出所料后半夜就有人摸了进来，刘锡琨翻身下床，枪口直接顶在对方心口，借着窗外的月光仔细一看，心里瞬间透亮，这人看着是女人打扮，可脖颈处凸起的喉结、手掌上粗糙的厚茧，分明是个年轻男人，哪里是什么地主儿媳，这根本就是个男扮女装的刺客。

换作年轻战士可能当场就喊人抓汉奸，反倒打草惊蛇，可刘锡琨干了十几年侦察，遇事从来往深想一层，他没惊动外面的人，随手扯过床单堵住那人的嘴，用腰带捆得结结实实扔在墙角，这不是俘虏是个现成的诱饵。

刘锡琨悄悄摸到门边，跟院外的战士对上暗号，低声吩咐大家分散埋伏在院门两侧和院墙根，等外面的敌人进来就合围，他算准了屋里半天没动静，外面等着接应的人肯定按捺不住。

没过一袋烟的功夫，院门外传来轻微的撬门声，十几个伪军端着枪猫着腰溜进院子，径直往新房的方向走，他们以为屋里已经得手，个个放松了警惕，嘴里还低声盘算着抓了八路军能领多少赏钱。

刚走到堂屋台阶下，两侧的战士突然起身，十几支枪口齐刷刷对准了他们，伪军们瞬间乱了阵脚，想反抗又怕走火伤了自己人，没几下就全被缴了械，带头想翻墙逃跑的，也被守在墙根的战士一把拽了下来。

天亮之后刘锡琨带人搜了整座院子，在地窖里翻出了日伪军的联络信件、据点兵力分布图，还有不少搜刮来的民脂民膏，村里人闻讯围过来，这才知道这户地主暗地里当了两年多汉奸，之前几个路过的抗日干部失踪，全是他们偷偷告的密。

刘锡琨把地主婆和她那个男扮女装的儿子交给了村抗日政府处理，缴获的布防情报则连夜送回了指挥部，靠着这份精准的情报，八路军没过几天就端掉了附近的两个伪军据点，把日伪军的封锁线撕开了一道口子，大大减轻了周边村庄的扫荡压力。

刘锡琨从抗战到解放战争，始终冲在情报一线，身上留下了多处伤疤，建国后他转入空军部队任职，后来担任空军军校部副部长，很少跟人提当年的险事，只说都是分内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