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 年，许世友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茅台酒由警卫员代为购买，当时一瓶 3 元钱。大约一年多后，将军前往贵州考察调研，特意到茅台酒厂走了一圈。听介绍员报出茅台酒的价格，他心中咯噔一下，疑问涌上心头：我的茅台酒怎么比出厂价还便宜？

主要信源：（广州新四军研究会——为新时代放歌 （王景喜））

许世友在茅台酒厂的车间里站着，耳朵里钻进一个数字，整个人就不动了。

厂里的人还在热情介绍酿酒工艺，他没听进去，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那个出厂价。

他扭头看了一眼身边的随行人员，什么都没说，但心里那根弦已经绷紧了。

他算了一笔账，从南京到贵州，千里迢迢跑来产地，听到的价格居然比自己平时买到的贵。

这不合常理，天底下没有这种买卖，一个念头冒出来，他脸上的表情没变，但心里已经翻了个个儿。

从贵州回到南京，许世友没有先进家门，他让车停在供销社门口，自己走了进去。

柜台后面的售货员认得他，见他亲自来问价，脸色就不太对了。

许世友问茅台多少钱一瓶，售货员犹豫了一下，报了实数。

六块，这个数字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许世友心里那块石头落了地，同时也烧起火来。

他转身就走，步子又快又沉，回到驻地，他让人把警卫员叫过来。

警卫员进门的时候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看见许世友那张脸，心里就开始发虚。

许世友没绕弯子，开门见山地问，茅台酒到底多少钱一瓶。

警卫员张了张嘴，话还没出口，许世友又问了一句，你是不是打着我的旗号去压价了。

这句话的分量太重了。

警卫员赶紧解释，说没有这回事，是自己看将军的工资不够花，才把差价瞒下来，让部队那边补上了。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将军能理解自己的苦心。

毕竟将军一个月的工资，光买酒就要花掉大半，剩下那点钱连过日子都紧张，他这个当警卫员的总不能眼睁睁看着。

许世友听完，没有消气，反而更火了，他指着警卫员说，自己喝酒凭什么让公家掏钱。

酒涨价了可以告诉自己，钱不够可以少喝，甚至可以戒酒，但有一条不能碰，就是公家的便宜。

他说话的声音很大，门外头都听得清清楚楚，警卫员站在那里，一句话也不敢再说了。

许世友没有把这件事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他让人把账本拿来，把这将近一年时间里由部队垫付的酒钱一笔一笔算清楚，然后自己掏出工资，一分不少地补了回去。

那个年代的几百块钱不是小数目，他补完之后，口袋里剩不下多少，但他觉得值，因为这叫公私分明。

从那以后，许世友喝酒的量明显少了。

不是不想喝，是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能因为嘴馋坏了原则。

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他晚年。

其实许世友对钱的态度很有意思。

他对自己抠，对公家的钱更是抠得紧，但如果是靠自己本事挣来的钱，他花起来一点都不心疼。

后来他到广州军区当司令员，住的院子里种了一排白玉兰树，花开的时候满院子都是香味。

有一回他看见园丁在捡地上的花瓣，问捡这个干什么。

园丁说拿去卖，能换几个零花钱，许世友一听，眼睛亮了。

他让园丁和警卫员组织人手，每天把树上的花摘下来送到收购站去卖。

一个花季下来，居然卖了五百多块钱。

他用这笔钱给院里的工作人员一人买了一件的确良上衣，剩下的钱又买了几瓶茅台，请大家一起喝了。

这件事传出去之后，有人说许世友会过日子，也有人说他有办法。

其实说到底就是一个理儿，公家的钱一分都不能动，但自己凭劳动挣来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这个账他算得比谁都清楚。

许世友爱喝酒是出了名的，但他从来没有因为喝酒坏过规矩。

他可以在战场上提着大刀片子冲锋，也可以在酒桌上跟人对饮，但在公和私这道线面前，他从来不含糊。

一瓶茅台酒的差价，看起来不是什么大事，可他偏偏在这件小事上较了真。

因为他知道，今天能占一瓶酒的便宜，明天就敢占更大的便宜，管不住自己，就什么都管不住。

那个年代物资紧缺，很多东西都是凭票供应，茅台酒更是稀缺货。

以许世友的级别，他能买到特供酒，但他从来没觉得这是什么特权。

他喝酒，掏钱，天经地义，警卫员替他操心，替他省钱，他不但不领情，反而发了火。

不是他不近人情，是他太清楚那条线划在哪里。

一瓶茅台从三块涨到六块，翻了一倍的价钱，搁谁身上都得掂量掂量。

许世友掂量的结果很简单，喝不起就少喝，少喝不起就不喝，但不能让别人替自己掏腰包。

这个道理放到现在，照样站得住脚，公家的便宜不能占，不管是谁，不管是什么理由，这条底线不能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