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 格瓦拉 离世时，他的尸体被敌人剥光衣物，放在手术台上，没有任何生命迹象。然而，他怒目圆睁，微微张着嘴巴，身上的弹孔清晰可见。
1997年，格瓦拉遗骸在玻利维亚瓦耶格兰德附近被发现，随后送回古巴，安葬在圣克拉拉。1967年有人费尽心思秘密埋葬他，试图让这个名字随肉身一起消失；1997年，他却被重新迎回公众记忆。这样的前后对照，比任何传奇故事都更耐人寻味。
要理解这种反差，不能只盯着一个人的死亡。20世纪60年代的拉丁美洲，本就是美苏冷战最敏感的地带之一。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之后，美国最担心的不是哈瓦那多了一届反美政府，而是这种模式在拉美扩散。格瓦拉偏偏把自己的使命理解为继续输出武装革命，于是他个人的选择，很快撞上了美国在西半球经营多年的安全体系。
美国对玻利维亚行动的介入，如今已经不是推测。解密文件显示，围捕格瓦拉的玻利维亚第二游骑兵营接受过美国方面训练，CIA人员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当时也在现场，美国国家安全系统持续向白宫报告格瓦拉的行踪。格瓦拉的死亡因此不只是玻利维亚国内事件，它还是冷战时期美国遏制拉美革命力量的一次典型行动。
可如果只把他的失败归给美国，又把历史看简单了。格瓦拉最大的误判，是过度相信一支小规模游击队能够制造革命条件。他在古巴获得成功，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只要有少数坚定武装、有山区、有贫苦农民，革命烈火就会自然蔓延。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恰好告诉我们，群众基础、政治组织、根据地建设和本国社会结构，哪一样都不是靠个人勇气能够替代的。
格瓦拉并非天生就是拿枪的人。1928年出生于阿根廷罗萨里奥的他，本来走的是医学道路。年轻时游历南美，看见矿区、农村和贫困社区的现实，思想逐步激进。1954年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被推翻，又让他更加确信，美国在拉美的政治和经济影响不是抽象概念，而是真会改变一个国家政局的力量。这才是后来那个格瓦拉形成的历史背景。
古巴革命给了他一次罕见的成功经验。1955年他在墨西哥结识菲德尔·卡斯特罗，1956年随“格拉玛号”赴古巴，经过数年游击战争进入革命核心。1959年之后，他不再只是山林中的指挥官，还进入国家经济管理体系，担任国家银行负责人、工业部长。这段经历也说明，他绝不是只会冲锋的浪漫主义者，他确实尝试过治理国家。
问题随之暴露出来。管理经济和发动游击战根本不是一回事。革命胜利后，古巴面临产业薄弱、资源有限、美国制裁等现实困难，格瓦拉主张的经济路线也遇到不少障碍。更重要的是，他本人对行政管理始终缺乏耐心，相比在办公室处理生产和贸易，他更愿意相信新的革命战场能够改变世界。1965年，他再次离开古巴。
第一站是刚果。这个选择后来证明并不成功。当地武装内部派系复杂，纪律、组织和政治目标都难以统一，格瓦拉带去的经验没有找到可以生根的土壤。他离开非洲时已经看到一个事实：古巴道路不能简单复制。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革命设想，而是把下一次尝试放在了玻利维亚。
玻利维亚比刚果更让他陷入孤立。当地农民没有大规模响应，左翼力量内部也存在路线和领导权分歧，游击队人数有限，补给困难，情报网络越来越容易被军方突破。格瓦拉原来想把玻利维亚变成南美革命的支点，现实却是他的队伍越来越像一支被切断外援、困在山区里的孤军。
1967年10月8日，包围圈收紧。CIA当日形成的情报电报记载，玻利维亚第二游骑兵营与游击队交火后抓获两人，其中一人被怀疑就是格瓦拉。随后资料进一步确认，他腿部受伤，但并非已经生命垂危。换句话讲，他是作为俘虏被控制之后，才迎来死亡。
第二天发生的事情更值得注意。玻利维亚方面最初公开宣称格瓦拉因战伤死亡，但CIA内部材料记录了另一套经过：上级下达了处决命令，格瓦拉随后在拉伊格拉学校内遭枪杀。
格瓦拉死后，玻利维亚军方又面对一个现实问题：必须让世界相信死的人真是他。于是遗体被运到瓦耶格兰德公开展示，记者和当地人得以近距离观看。后来，他的双手被切下用于身份确认，遗体则被秘密掩埋。这里真正残酷的，不只是对遗体的处理，而是一个活人已经变成冷战宣传战中的证据和道具。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宣传机器没有控制住照片的含义。军方想用照片证明“游击时代已经结束”，许多年轻人看到的却是一个失败者被杀后的形象。1960年阿尔贝托·科达拍摄的贝雷帽肖像又不断传播，两种影像叠加，格瓦拉逐渐脱离具体历史环境，成为反叛、抗争甚至青春文化的符号。
真正值得留下来的教训，也许不在1967年那张著名照片里，而在照片之前的十几年。革命不是靠几个传奇人物制造出来的，历史更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意志自动转弯。格瓦拉有勇气，也有信念，但勇气不能代替路线，信念不能代替群众基础。玻利维亚失败留下的这一课，对任何研究近现代革命史的人，都比那句真假难辨的临终名言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