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解放军总攻太原的前一天，赵承绶打电话给王靖国，劝他和孙楚等为全城军民着想，依傅作义先例，和平起义，王靖国这边一听是劝他起义，当时就变了色：“你别费口舌了，我绝不会起义。”

1949年4月23日前后，太原城外一个仍由守军控制的前沿团部里，赵承绶拿起电话，接通了王靖国。

赵承绶不是来寒暄的。徐向前让他再争取一次，意思很明确，太原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希望王靖国走傅作义的路，用和平方式结束战事。

王靖国没有接受。他还提醒赵承绶不要贸然进城，以免遭梁化之处置。

第二天清晨5时30分，解放军开始攻打太原城垣。几个小时后，王靖国、孙楚被俘。

把前后两天放在一起看，那通电话真正刺眼的地方，并不只是王靖国“宁可被俘也不肯起义”。更值得追问的是，到了4月23日，太原的军事结局已经越来越清楚，北平又刚刚提供了一个避免攻城的现实先例，他为什么仍不肯松手？

这条和平道路，其实早就摆到太原面前了。

1949年1月，平津局势迅速变化。1月24日，中央军委已经考虑太原仿照北平方式解决的可能。北平随后和平解放，对太原守军来说，这不再是纸面上的设想。一支重兵集团停止抵抗，经过谈判接受改编，城市避开最后的强攻，已经成为可以看见、可以比较的另一种结局。

到了4月初，这条路变得更加具体。
中央军委提出，可以按北平方式处理太原，部分重要人员可以乘飞机离开，其余部队出城后再接受处理和改编。徐向前给孙楚、王靖国写信，又派赵承绶等人前往接洽。
也就是说，王靖国面对的选择，并不是简单的“投降”两个字。摆在他面前的，是继续固守，或者让掌握的部队退出最后一场城垣争夺战。

他还是没有动。
理解这个决定，不能只盯着王靖国一个人。

3月29日，阎锡山飞离太原。离开前，他留下梁化之、王靖国、孙楚、赵世铃、吴绍之组成的留守体系。王靖国是太原守备总司令兼第十兵团司令，孙楚统率第十五兵团，梁化之又掌握重要政治力量。

阎锡山本人走了，可他留下的指挥关系并没有跟着飞机一起消失。
王靖国有兵权，却没有一个人改写全城政治军事走向的绝对权力。他若转向，必然会撕开留守体系一道口子；但就算他一个人答应，也不能据此断定整座太原一定会立即停止抵抗。这正是这场选择最拧巴的地方：他不是无足轻重，却也不是一声令下便能决定全局的人。

可他个人的决定依旧分量极重。
王靖国长期处在阎锡山军事系统中，这种关系早已超过一次战役中的上下级命令。

阎锡山离开后，他面对的其实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秩序：一边是北平已经走通的和平出路，一边是自己几十年所处的晋绥军服从体系。
前者越来越现实，后者却仍然牢牢套在他的军职和身份上。

和平解决的窗口也没有因为第一次接洽失败马上关闭。
4月11日，中央军委仍要求推迟攻击，继续给和平接洽留下时间。直到4月17日，太原方面始终没有出现足以改变局面的回应，前线才被允许根据军事需要决定进攻时间。

这六天，改变了那通电话的性质。
如果赵承绶早几个月打来，王靖国还可以判断太原能不能守、援兵会不会来、局势会不会再变。到了4月23日，这些余地已经大半消失。

4月20日，解放军开始攻击外围阵地。到22日，城外主要据点基本被扫清，守军防御被压到城垣附近。
此时再谈和平，已经不是在两条差不多的道路之间慢慢权衡，而是在最后一道门关闭以前，要不要伸手挡一下。

王靖国仍然拒绝。
这里不能把所有责任都压在他头上。太原最后走向强攻，是阎锡山长期固守部署、留守集团继续抵抗、和平接洽屡次无果以及战场推进共同造成的结果。哪怕王靖国在电话里改变主意，也不能直接推定梁化之、孙楚和整个守城体系都会随即停止抵抗。
但另一面同样不能抹掉。

作为守备总司令和第十兵团司令，王靖国掌握着太原守军中一支重要军事力量。他的拒绝，使这支力量通过和平方式退出战场的可能继续归零。到了这个阶段，他已经很难再影响战争的大方向，却仍然能够影响最后这场仗还要不要打、要打到什么程度。
这或许才是那通电话最沉的地方。

4月24日清晨，炮火越过城垣。上午10时左右，太原城内主要抵抗结束，王靖国和孙楚被俘。
一天之前，和平解决还以一根电话线的形式留在他手边。

一天以后，电话已经没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