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于1920年左右，给胡适写过这样一封信，那时候的胡适已经大名鼎鼎了，且他未曾给教员回信，他怎么能料到，二十年后，教员已经成了世界闻名的大人物了。

1920年7月9日，长沙寄出一张明信片。收信人是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寄信人是刚从上海回到湖南不久的毛主席。

卡片不长，开头却很重要。毛主席先问，自己此前“在沪上一信”是否已经收到。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素不相识的湖南青年第一次冒昧投书北京名教授。他接着谈张敬尧离开湖南后的局面，又说湖南今后还有许多事情需要胡适帮助。

7月24日，北京留下了收件邮戳。后来保存下来的通信中，没有找到一封可以明确对应这张明信片的胡适复信。

若只看两人的身份，这一幕很容易被写成“无名青年向名教授求援”。可1920年的真实关系没有这么简单。

那时的胡适确实声名很盛。五四以后，他已经是新文化运动中最受瞩目的知识分子之一，北大教授的身份、报刊上的文章，都让他的声音能够越过北京，传到各地青年那里。

毛主席则主要在湖南活动，办刊、组织青年、参与驱张，已经有很强的行动能力，却远没有胡适那样的全国性知识界平台。

毛主席为什么还要写这张明信片？因为当时的湖南事务，需要的不只是本地行动，还需要外部声援和全国舆论的关注。胡适的社会影响力，在这一点上有实际作用。明信片里那句“须借重先生”，落脚的正是这种现实关系。

更重要的是，胡适此前并没有忽视毛主席。

1919年，毛主席主持《湘江评论》，又写《民众的大联合》。

胡适在《每周评论》中公开评价这些文章，对《民众的大联合》还给过很高评价。
到了1920年1月15日，胡适日记里又记下“毛泽东来谈湖南事”。短短一句话，已经足以说明二人当时有过直接接触。

所以，7月9日这张明信片的分量，并不只是一个年轻人写信给一位名教授。它恰好落在两条道路即将分开的关口。

1920年上半年，毛主席先后在北京、上海活动，同陈独秀等人接触，也在继续寻找中国社会改造的出路。
多年后，他回忆自己的思想转变时，把1920年夏天看作自己在理论上和一定行动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阶段。偏偏也是这个时候，他仍然给胡适写信，仍希望借助胡适在知识界的影响。

这里没有突然决裂的一刀。
五四前后的思想世界原本彼此交错。胡适提倡实验主义和渐进改良，毛主席则越来越转向马克思主义和革命实践，但思想上的分流不会在某一天突然抹掉此前的交往。敬重一个人的学问，借助一个人的社会声望，与接受他的政治道路，本来就是几件不同的事。
此后发生的变化，正好把这种区别一点点拉开。

毛主席进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并领导革命实践，政治道路越来越明确。胡适始终不赞成武装革命，更倾向通过渐进改革、政党竞争和制度改良解决中国问题。
两人的距离并非由某封信有没有得到回复决定，而是在回答“中国怎么办”时，给出了越来越不同的答案。

1935年以后，这种差别已经不只停留在思想争论中。遵义会议成为毛主席领导地位形成的关键转折。

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毛主席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形象开始广泛进入海外读者视野。1920年那个主要在湖南活动、还需要借助北京知识界声援的青年，十几年后已经站到了完全不同的位置上。
但胡适并没有因为这种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政治判断。

1945年8月，胡适从美国给毛主席发来电报。他仍希望中国共产党放弃武装，把自己变成一个不依靠军事力量的第二大政党，在既定政治秩序中参与竞争。后来王世杰告知胡适，这封电报已经面交毛主席。胡适以后谈到此事时，还说自己一直没有得到回音。
这一次，写信的方向倒了过来。

1920年，是毛主席从长沙写给胡适，谈湖南事务，希望得到帮助。

1945年，是胡适从美国写给毛主席，希望对方改变已经走了二十多年的政治道路。中间隔着二十五年，也隔着两种越来越难以调和的选择。

胡适早年其实并非没有注意到毛主席。他读过毛主席的文章，公开给予过肯定，也同他当面谈过湖南问题。所以，这段历史最有意味的地方，不是胡适当年有没有“看走眼”。

一个人在1920年能够看见一个青年有思想、有文章，却仍不可能由此预见他后来会选择哪条道路，更不可能预先知道那条道路会把他带到什么位置。

1920年的那张明信片还在，1945年的那封电报也留下了记录。二十五年前，一端写着“须借重先生”；二十五年后，另一端已经变成胡适试图劝毛主席放弃武装革命。

两张纸之间，变化最大的并非谁比谁更有名，而是当年还能坐下来谈湖南事务的两个人，已经沿着各自认定的道路，走到了相距很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