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屠呦呦受到邀请进行演讲，可由于话筒线长度不足，她不得不弯腰讲话，出乎意料的是，当瑞典医学家安德森目睹此景后却迅速上前，并单膝跪地的为她托举话筒长达30分钟。

主要信源：（央视新闻——瑞典教授为屠呦呦跪地举话筒：我甚感荣幸）

2015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学院的演讲厅里坐满了人。

一个满头白发、身形瘦小的中国老太太坐在椅子上，正准备做一场学术报告。

话筒线不够长，她坐着够不着麦克风。

就在这时，旁边的瑞典医学教授扬·安德森快步走上前。

单膝跪地，举起话筒，稳稳地送到她嘴边。

这一跪，就是整整三十分钟。

他一动不动，手臂没有丝毫颤抖。

全场安静。

没有人觉得这个姿势奇怪，也没有人觉得一个西方教授跪在中国老太太面前有什么不妥。

因为他们都知道，此刻坐在椅子上的这个人，手里握着的东西，救过全世界几百万条命。

这个人叫屠呦呦。

时间往回拨，1940年，浙江宁波上空传来飞机轰鸣声。

炸弹没落下来，落下来的是一袋袋粮食。

老百姓以为是空投救济，冲上去捡。

几天之后，城里开始死人。

发热、淋巴肿大、咳血、昏迷。

那些粮食袋里装的不是粮食，是沾满鼠疫杆菌的跳蚤。

几百人死了，几十户人家绝了户。

那年屠呦呦10岁。

她站在家门口，看着街坊邻居一家接一家办丧事。

瘟疫是什么滋味，她从小就知道。

后来她自己也生过病，疟疾、肺结核，在那时候都是要命的病。

家里人带她看中医，一副药一副药地喝，硬是把命拽了回来。

一个念头从此扎了根，要是以后能学会治病救人，该多好。

1951年，她考上北大医学院药学系。

毕业之后进了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整天跟药材打交道，做最基础的整理工作。

如果没什么意外，她大概会安安静静当一辈子研究人员。

但世界没给她安稳的机会。

上世纪六十年代，越南战争打得正凶。

热带丛林里，比子弹更可怕的是疟疾。

美军感染人数超过八十万，越南军队更是成片倒下。

当时最好的抗疟药氯喹用了快两百年，疟原虫已经不怕它了。

越南领导人跑到北京求援，说能不能帮忙找一种新药。

1967年5月23日，一个代号“523”的秘密科研项目在北京启动。

全国六十多家科研单位、五百多名科研人员同时上马。

任务很明确，找到一种全新的抗疟药。

1969年，39岁的屠呦呦被任命为中药抗疟研究组的组长。

说是组长，其实手底下没几个人，实验室条件也简陋得可怜。

她一头扎进古籍里，从《神农本草经》翻到《肘后备急方》，一本一本地啃。

两千多个方子，六百四十种可能的药物，她一个一个地筛。

大部分方子试完都让人失望。

青蒿这味药，古籍里说它能治疟疾，可实验结果时好时坏，不稳定。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有一天她翻到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里面有一句话：

“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她的目光停在“绞取汁”三个字上。

为什么不煎不煮，而是要绞汁？是不是高温把有效成分破坏了？

她立刻改了方案，放弃高温煎煮，改用低沸点的乙醚来提取。

乙醚在三十多度就能沸腾，可以在低温下把有效成分带出来，不至于被高温破坏。

就是这个改动，打开了那扇门。

1971年10月4日，编号191号的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在动物实验中对鼠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百分之百。

青蒿素，就这样被发现了。

但动物实验成功不代表人能安全使用。

那年的临床观察期马上就要过去，再等就要等一年。

战场上等不起，疫区的人也等不起。

屠呦呦做了一个决定。

她找到领导，说：“我是组长，我先试。”

1972年夏天，她和两位同事住进北京东直门医院，亲手把青蒿提取物吃进自己肚子里。

从0.35克开始，慢慢加到5克。

没有人知道吃下去会怎样，会不会中毒，会不会损伤内脏。

他们就是在拿自己的身体当试验品。

结果证明，青蒿素对人体安全有效。

随后在海南疟区的临床观察中，它对疟疾患者的治疗效果远超预期。

青蒿素正式问世。

后来的事情，很多人都知道了。

2011年，屠呦呦获得美国拉斯克医学奖。

2015年，她站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的本土科学家。

领奖那天，她说的话不多。

她说这个荣誉属于整个团队，属于中国科学家集体。

她穿着一件紫色的外套，戴着老花镜，说话带着浓浓的宁波口音。

台下的人拼命鼓掌。

而此刻，在卡罗林斯卡学院的演讲厅里，扬·安德森还跪在那里，举着话筒。

他知道自己举的是什么。

是一个女人用大半辈子光阴，从一株中国小草里榨出来的，能救命的汁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