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去向并不复杂，他要回到农场，继续和土地打交道。
 
临行前，他向华国锋辞别，忍不住说了一句，除了毛主席，还有谁会把农民当成国家的主人，放到那么高的位置？
 
华国锋听完，沉默了很久，只是抬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这句话，不只是对过去岁月的感慨，也像是陈永贵对自己人生的一次回望。他从农民中来，也曾站到很高的位置，后来又回到农田边。身份变了，关注的事情却没变。
 
从华国锋那里出来后，陈永贵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风有些凉，他把旧褂子往身上拢了拢。回住处的路上，司机老李几次想说话，最后还是陈永贵先问起他的老家。
 
老李说自己是河北农村人，家里还有几亩地，由兄弟帮着种。陈永贵听完点点头，又问地里的收成怎么样。话题没有停留在离任、待遇和将来的安排上，还是落到了土地上。
 
回到宿舍，他开始收拾东西。几件旧衣服叠好，放进用了多年的藤条箱，箱子里还有两本农业笔记，封皮已经磨白，记录着各地土质、墒情和种植办法。
 
其中一页，记着湖北一处地方的水稻虫害防治方法。那是他1976年下乡时，一位老农告诉他的土办法。多年过去，他还把这些细节留着，说明在他心里，农民的经验从来不是随手听听就算了。
 
第二天，他到东郊农场报到。场长在门口迎接，他却没让对方多客气，握完手就说，往后都是同事。随后，他没有先去办公室，而是直接下地，看土质，问去年收成，了解哪片地出了问题。
 
走到麦田边，他蹲下来抓起一把土，在手里慢慢捻了捻，判断这块地需要多施有机肥。这样的动作，和副总理任上听汇报不同，地里的土不会修饰，庄稼长得好不好，也不会给人留面子。
 
这就是他后来常说的意思，土地不分大小，庄稼都一样生长。过去在上面，听到的是一层层汇报，现在在下面，看到的是苗子、土壤和收成。
 
陈永贵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先沿着田埂走一圈。碰到早起的农工，他就停下来聊几句，问家里人口，问粮食够不够，问哪片地干得快。
 
刚开始，大家多少有些拘谨。一个前副总理突然和自己蹲在田边聊天，谁能一下子放松？相处久了，农工发现他讲话直，问的也都是实际问题，慢慢就敢把家里的难处说出来。
 
有个叫王老栓的老农工，家里孩子多，口粮比较紧。陈永贵知道后，悄悄匀出一些粮票给他。没有公开表态，也没有留下什么场面话，只是把自己能拿出的东西分了一点出去。
 
秋收时，他和农工一起掰玉米，动作依旧利索。中午大家坐在地头吃饭，他拿出自己的窝头和咸菜，年轻农工递来一个煮鸡蛋，他推了回去，说干活累，你们多吃点。
 
这类细节或许不算大事，却能说明一个问题，回到农场并不是做做样子。陈永贵把自己重新放进农工队伍里，按同样的节奏干活，按同样的条件吃饭。
 
冬天农闲，农场组织学习新技术，他每次都坐在第一排。陈永贵识字不多，记笔记并不轻松，就用图画代替文字。讲到薄膜覆盖育秧，他在本子上画示意图，旁边标着温度和时间，课后还追着技术员继续问。
 
年轻技术员小张有一次没忍住，问他以前管全国农业，现在只管几百亩地，会不会觉得落差太大。
 
陈永贵听懂了，没有绕弯子。他说，土地不分大小，庄稼都一样长。以前听汇报多，现在看得真切。
 
1983年春天，农场有一片麦田麦苗发黄。陈永贵连续几天蹲在地里，和技术员一起找原因，最后发现地下水位下降。他提出打浅井，可农场资金紧张，设备也不齐。
 
后来，他联系熟人，想办法协调来两台旧水泵。井里出水那天，他捧起水喝了一口，说这水甜。
 
从湖北的虫害办法，到农场里的水泵和浅井，陈永贵关注的始终是能不能让庄稼长起来。话可以讲得很大，农业最后还是要靠一季一季的收成说话。
 
老伴从大寨来看他时，看到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两个箱子，忍不住掉泪，说你这个官当的，还不如回家种地。
 
陈永贵笑着回答，现在不就是在种地吗？

 
晚年住院后，农场的人轮流去看他。他问得最多的，仍然是春播开始没有，化肥到位了吗，试验田长得怎么样。
 
王老栓来探望时，带了一小袋新收的小米。陈永贵抓起一把，看着颗粒说，今年收成错不了。病床上的人还在问地里的事，农场里的人也还记得给他带一把新粮，这种联系没有因为职务变化而断开。
 
临近生命最后一段时间，他常常望着窗外的树。儿子说那是杨树，他回答，知道是杨树，杨树长得直，根扎得深，就像庄稼人，腰杆要直，脚要踩在土里。
 
这句话带着个人性格，也带着他对农民身份的理解。农民不只是被统计在数字里的生产者，也是对土地最熟、对收成最敏感的人。
 
陈永贵去世后，整理遗物时，人们看到的仍是那只藤条箱、旧衣服和一柜农业笔记。枕头下面还有一个布包，里面放着多年攒下的粮票和几十块钱。
 
布包里还有一张纸条，写着把钱和粮票交给农场，用来添置农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