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四野副参谋长聂鹤亭的名字没出现在名单上。不是忘了，是压根没给他报。

得知拟授中将，他觉得低了——老部下粟裕是大将，同期战友不少是上将，他直接找老政委罗荣桓理论，换来一顿训斥：就这觉悟，中将都高了。

聂鹤亭资格很老，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解放战争时期，做过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建国之后担任装甲兵副司令员。

1952年军队评级，他定为副兵团级，总干部部综合全部履历、实际战功、岗位情况，初步拟定给他中将军衔。

身边不少同期一起革命的战友，授了上将，当年他手下的老部下粟裕，直接授大将军衔，聂鹤亭得知拟定中将的消息之后，主动去找主持评衔工作的老政委罗荣桓，当面反映自己的意见，觉得军衔定低了，希望组织重新考量。

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将军，看重军衔，这是人之常情，军衔不光是肩章星星，也是对几十年流血打拼的认可。

但授衔有统一标准，不能只比资历，还要看实际指挥经历、历次重大战事表现、全军各大单位名额平衡，不能自己拿熟人互相对比，就要求提高个人军衔。

谈话地点在总政治部罗荣桓的办公室，聂鹤亭把自己的理由一条条摆出来，讲自己参加革命时间早，跟很多上将资历差不多，不该只评中将。

罗荣桓当时兼任总干部部部长，全盘抓授衔工作，听完他的陈述，当场严肃批评，罗荣桓讲，评衔是军委集体研究，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

不少牺牲的老同志，连看到军衔的机会都没有，现在还计较个人军衔高低，还直接点出，就现在这个思想觉悟，中将的评定都算高了。

高级干部公开为个人军衔向组织提诉求，在当时全军提倡顾全大局的大环境下，造成不好的示范影响。

罗荣桓平时待人宽厚，对四野老部下向来照顾，但授衔这件事，关乎全军风气，不能讲人情，如果资历老就可以伸手要军衔，那整个评衔制度就很难服众。

谈话结束，军委经过集体研究，做出处理：1955年9月授衔，聂鹤亭不列入授衔名单，暂缓授衔，岗位、待遇不作降级处理，等待他思想转变，递交书面检讨之后，再另行安排授衔。

回到住处之后，聂鹤亭冷静下来，反复回想这次谈话。他写了书面检讨上交，承认自己思想上有计较名利的问题，大局观念不够，服从组织的意识有欠缺，接受组织暂缓授衔的处理决定。

1956年1月，中央军委下达命令，正式补授聂鹤亭中将军衔，补发勋章，没有大型集体仪式，按补授流程办理手续，勋章包含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其他开国中将标准一样。

事情到此算是画上句号，组织没有因为一次思想问题，抹掉他多年革命功劳，既坚持原则，也给老同志留改正错误的机会。

往后工作当中，聂鹤亭依旧在军队岗位任职，但这件授衔风波，成为他一生引以为戒的经历，1971年，聂鹤亭病逝。后来军委为他过去遭受的诬陷做了平反昭雪。

回看聂鹤亭授衔这件往事，一方面，聂鹤亭是实打实的老革命者，历经南昌起义、解放战争，出生入死，劳苦功高，几十年的贡献不能因为一次思想波动就全盘否定。

另一方面，军队高级干部，最讲究服从组织，军衔评定，要统筹全军大局，不能单纯拿资历、熟人对比，向组织伸手要级别，放在任何时期都是大忌。

罗荣桓对他的批评，不是针对个人，维护的是全军评衔的公平规矩。组织暂缓授衔，不是惩罚打压，而是警示教育。

这件事也印证当年那句老话，“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衔时”，有功该肯定，有错就要认错，功劳归功劳，纪律归纪律，二者不能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