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昌笔下的阎锡山 中
1932‑1934年(阎锡山从大连回到山西,徐永昌担任山西省主席)
阎锡山留在山西,一切事情都以保全自身地盘为第一要务。对外打交道,态度总是模棱两可。既不想得罪南京中央政府,又不愿意完全听从中央的命令。
阎锡山从大连回到山西,南京方面对他猜忌很深。我出任山西省主席,在中间斡旋调和。阎锡山人住在河边村老家,山西军政大权依旧牢牢握在他手里,我只不过是出面维持门面。
阎锡山用人,喜欢用小恩小惠笼络部下,又生性多疑;凡是重要事情,一定自己遥控指挥,不肯把权力下放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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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绥远抗战前后)
面对绥远的战事,阎锡山心里始终打着保存自己实力的算盘。对日本,一边抵抗,一边又给自己留后路;对南京中央,不断讨要军饷武器,又害怕中央军开进山西。他做任何盘算,都把晋绥地盘安危放在第一位,国家大局反倒放在其次。
1940年(十二月事变之后,抗战中期)
阎锡山有一套说法,叫做“在三颗鸡蛋上跳舞”,周旋于国民党中央、共产党、日本三方势力之间。他的真实想法,只求保住山西地盘,不在乎是非对错。我曾经极力劝说他,应当以国家大局为重,不要投机取巧。阎锡山并不认同我的劝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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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安平村会谈,阎锡山和日本人秘密谈判)
听说阎锡山和日本人在安平村见面会谈,我内心十分忧虑。阎锡山发给重庆的电报,通篇都是掩饰粉饰的空话。贾景德评价阎锡山:“狡诈,不走正道。”我把情况上报蒋介石,蒋介石说:“阎锡山已经很难挽救,但还是要回电劝导,做到仁至义尽。”我发电报劝阎锡山:“敌人正想方设法破坏我们的抗战阵营,千万不要被敌人利用,立刻停止一切和日方的接触谈判。”
注:贾景德,山西末代进士,阎锡山首席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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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和日本人谈判,内心打的算盘是:如果抗战最后失败,就给自己留一条投降的后路;如果抗战能够胜利,依旧可以回归中央。这是他一贯投机的心思。不过他终究没有公开投降日本人,也是顾虑国内国外各方面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