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后,一个连举人都没考上的秀才,自掏腰包前往瓦剌。硬是凭三寸不烂之舌,空手套白狼迎回了明英宗!你说神奇不?
土木堡那场仗打完,大明朝廷的处境有多尴尬,不用多说——皇帝让人家抓走了。
也先一开始觉得捡了个大便宜,手里攥着明朝的皇帝,那还不得要啥有啥?钱、地、女人,开口就是。
可没想到,明朝这边也挺绝,你抓了我皇帝是吧?行,那我换一个。
于谦等人拥立了朱祁钰,改元景泰,压根不吃也先那一套!
也先傻眼了。手里的“王牌”突然变成了烫手山芋。杀了吧,背上弑君的骂名;留着吧,天天得管饭,还换不来好处。
折腾了一年多,也先也烦了,开始主动派人议和,想把这位“太上皇”送回去。可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完蛋了——明朝那边几个意思?人也不想要了?
景泰帝朱祁钰的态度很微妙。哥哥回来?那我这皇位怎么办?朝臣们一拨接一拨地上书请求迎驾,朱祁钰能拖就拖,能推就推。
最后被逼得没办法了,只好勉强同意派人出使瓦剌。派谁呢?右都御史杨善。
这个人选很有意思。杨善虽然官居二品,但出身相当特别:他连进士都不是,甚至举人都没考上。在明朝那个“身非进士,不能入阁”的年代,这简直是个异类。
更绝的是朝廷的态度。
《明史·杨善传》记载得很清楚:“时也先欲还上皇,而敕书无奉迎语,自赍赐也先外,善等无他赐。”《罪惟録》说得更直白:“善与之敕,顾絶不及奉迎事,亦不與善一錢。”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朝廷给的国书里压根没提“迎回太上皇”这回事,除了给也先带的那点儿土特产(固定赏赐)外,杨善分文没有。
更抠搜的是,居然连路费都不给,就让你空着手去。这哪是出使啊,这分明是做做样子、堵住朝臣的嘴罢了……
但杨善这个人吧,有个特点:他不认命。
十七岁考上秀才之后,科举之路就走到了头。换别人可能就回乡教书了,但杨善不。
靖难之役时他押注朱棣,守城有功,混了个典仪所引礼舍人。之后一步一个脚印往上熬,从九品序班熬到鸿胪寺卿,再到礼部左侍郎、右都御史。一个没背景、没学历的人能爬到二品,靠的就是脑子活、嘴皮子利索、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这次出使,别人都觉得是去走个过场,杨善却动起了真心思。
朝廷不给钱?行,我自己掏。
《明史》写他“乃出家财,悉市彼中所需者携以往”,《罪惟録》补充说“善乃悉己貲不足,遍贷中贵人,治装”——把自己的家底全翻出来,还不够,就向宫里的太监们借钱,凑了一大车瓦剌人喜欢的绫罗绸缎、金银器皿,装车出发。
要知道,那会儿他可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自掏腰包去敌营谈判,满朝文武大概都在背后笑他傻。
景泰元年七月十七日,杨善和侍郎赵荣一行从北京出发,一路向北。
八月初二,杨善抵达瓦剌大营。也先见了他,场面上的高兴是有的,当场就答应送英宗回京——但这只是客气,真正的考验在后面。
也先翻出国书,当场质问:“你们这敕书里,怎么一个字都没提迎回皇帝的事?”
换一般人,早慌了。朝廷确实没让接人,这怎么解释?
杨善不慌不忙,给出了一个千古一绝的回答:“此欲成太师令名,使自为之。若载之敕书,是太师迫于朝命,非太师诚心也。”
翻译一下:朝廷故意不写,是为了成全太师您的名声啊!要是写在敕书里,那您送皇帝回去就是被朝廷命令逼的,不是您自己的诚心,这哪能彰显您的仁义?
也先一听,脸色缓和了。
接着也先抛出了第二个问题,这才是真正的杀招:“皇帝回去,还做不做皇帝?”
这个问题一旦答错,满盘皆输。说“做”,也先怕英宗回去重掌大权翻脸,不肯放人;说“不做”,等于替朝廷表态废了太上皇,传到英宗耳朵里就是死罪。
杨善答了八个字:“天位已定,难再更易。”意思一样:皇位已经定了,不能再换了。
杨善趁热打铁,彻底堵死了赎金谈判的路。他说:“太师送皇帝回去是因为仁义道德,如果收了财物才放人,后人会说太师贪财的。”
八月初八,英宗正式启程南归。
杨善这一趟,从头到尾都是个“意外”。朝廷没让他迎回英宗,他迎回来了;朝廷没给他一分钱,他自掏腰包;国书里压根没提“奉迎”二字,他全凭一张嘴把人聊回来了。
然而回京之后,杨善只被赏了个“左都御史”的虚衔——仍旧是二品,等于没升。景泰帝的冷淡写在脸上:你把我最不想接的人接回来了,还想怎样?
直到七年后的“夺门之变”,英宗复位,杨善才算真正等到了回报——晋封“兴济伯”,赐“奉天翊卫推诚宣力武臣”号,岁禄一千二百石。
一个连举人都没考上的秀才,空着手、自掏腰包、顶着景泰帝的冷眼,硬是把被俘的皇帝从敌营“聊”了回来——这事儿搁在今天,大概就是“史上最牛乙方,没拿预算把项目干成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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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来源:《明史·杨善传》《罪惟録·杨善传》《古今图书集成·戎政典》《殊域周咨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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