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法庭上说“法之重器，一定要慎之又慎”的律师，散庭之后，卑微地跟人乞求：带我去北京吧，打杂、跑腿、干什么都行，工资多少无所谓。
你跟我说这是同一个人？
他在庭上给被告人做无罪辩护的时候，你知道他曾经是什么吗？省检察院的。正儿八经的法学院高材生，毕业就进省检。那是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去的地方。
然后呢？
一步走岔。校园里跟人许了诺，家里头又有个妻子。妻子发现之后，去单位闹，往死里闹。闹到检察院把他清退，退回县里。从省检察院到县法律顾问处，他用了几年走完下坡路，然后半辈子都没能再爬上来。
庭审结束后他追着袁亦方说想跟着走，你以为他终于硬气了一回？
他妻子一出现，他立刻变回那个唯唯诺诺的人。刚才法庭上那个从容的律师，像没存在过。
我跟你讲，这事儿最扎心的地方不在他多惨。在于他明明已经够惨了，他妻子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不对，他妻子这事儿你能不能简单骂一句泼妇？她凌晨四点起来摆摊卖花生，一双手磨满老茧，舍不得买一副劳保手套。他病重的时候，她拖着他走十几里山路求医问药。两千块医药费，让女儿辍学嫁人，用彩礼钱给他救命。
你说这是坏人？这就是个被命运卡住喉咙的女人，用最笨的办法跟日子死磕。
这叫什么？这不就是一笔烂账，谁也算不清，谁也跑不掉。
秦志高自己能不知道吗？他知道。他打赢官司那天，跟人说时隔二十多年，终于能堂堂正正站在法庭上凭专业和本心打一次官司，做了一回问心无愧的律师。
那一刻是真的。
所以他才拼命想抓住袁亦方那条船。他知道自己要是抓不住——他就得继续困在这段关系里，困在县城，困在“欠债感”里。那句“干脏活累活都行”，不是谦虚，是从骨头缝里挤出来的求生欲。
可惜。
他问陈一众，袁亦方是不是已经走了。陈一众没说话。他自言自语说，我一直都在痴人说梦。
一个人最怕的不是一直落魄。是好不容易尝到一次体面的滋味，刚尝到，就没了。
他妻子站在远处喊他回家吃饭。
他愣了一下。
然后跟上去。
刚才法庭上那个光芒万丈的律师，又变回那个被命运拴住的人。
这事儿没有谁对谁错，谁也跑不掉。你说他是软骨头？他有他的罪，他有他的债。他女儿至今不肯原谅他，那两万块彩礼钱像一根针，扎在这个家里几十年。
你要是他，你算得清这笔账吗？
算不清的。
我在想，一个人要攒多少勇气，才敢在人生下半场说一句我想走？又要被什么东西拦住，才连这句话都说不出口。
他站起来了。
又坐回去了。
那可能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站起来了。他女儿没有原谅他，他妻子没有离开他，他也没有走成。
什么都变了。
什么都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