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在菜市口被处刑时，百姓为何如此冷漠，为其鸣不平者甚少。
 
那时的大明朝底层就是一座随时引爆的火药桶，辽东战事打了几十年，大明国库早被打空了。
 
据《明史》记载，朝廷为了维持前线，常年加收一种辽饷，这笔钱的来源全是底层刮下的血汗钱，老百姓勒紧裤腰带，拿命供养边关将士。
 
事实上，明代的民间信息传播很发达，《崇祯长编》记载，中外章奏边方战报，非密旨者，俱抄传邸报。
 
京师内外，前线战报和官员弹劾，只要不是绝密文件，全都会抄录成邸报。
 
这些邸报每天在市井自由流传，也就是说，天子脚下的老百姓每天都在了解朝堂动态。
 
那他们在邸报上看到了什么？
 
《明史·袁崇焕传》记载，崇焕以蒙古诸部饥，遣使通市，因啖之米，东兵议者皆谓其资敌，疏劾其罪。
 
看到袁崇焕联络蒙古，甚至给蒙古送粮食，这在当时叫私米资敌。
 
还看到袁崇焕没走审批，直接假传圣旨，把敌后游击的总兵毛文龙直接越权诛杀了。
 
打个通俗的类比，花高价请了安保队长，结果天天看到他不仅给小偷送饭，还把后院保安辞退了。
 
等小偷真翻墙进院子，第一反应是什么？这队长绝对是内鬼，老百姓的愤怒从来不是无根之木，那是白纸黑字的证据，加上亲历的家破人亡，硬生生砸出来的，但客观来讲，袁崇焕绝非通敌叛国之人。
 
《明史·袁崇焕传》记载，崇焕守宁远、锦州，曾挫建州大兵，斩获无算，辽左藩篱，赖以数年得安。
 
意思是宁远和宁锦两次大战，他实打实重创清军主力。
 
他心里确实有热血，想着收复辽东，保家卫国。
 
但他有个致命性格盲区，他是个极度自负的人，一个急于求成之人。
 
当年平台召对面对年轻急躁的崇祯，据《崇祯长编》记载，崇焕入对，上问平辽之策，崇焕对曰：“臣五年之内，全辽可复。”
 
意思是为了要到全权兵权，他随口吹了个大牛，说自己能五年平辽。
 
既然立下宏大目标，他成了结果导向者。
 
为了推进和谈计划，他觉得兵部尚书太碍事儿，为推进自身议和布局，与兵部尚书政见严重冲突，多方博弈下，对方最终辞官归乡。
 
为了独揽前线兵权，他觉得毛文龙不受控，直接上岛把人杀了。
 
站在袁崇焕的视角，他的逻辑很简单，只要最后能赢，打破点儿规则怎么了？
 
只要大方向是对的，牺牲点儿局部算什么？
 
但他真的太狂妄了，严重低估了客观风险。
 
毛文龙一死，东江镇数万军民瞬间就群龙无首了，大量将士投降，后金与大明之间天然的敌后防线被他亲手瓦解了。
 
他为了个人战略蓝图，轻易牺牲了制衡体系。
 
这种极端的做法早就埋下了连环雷，真正的雷在己巳之变彻底引爆。
 
《明史·袁崇焕传》记载，后金大军绕开重兵防线，直接突破长城关口，短短20多天，长驱直入，兵临北京城下。
 
身为最高统帅，袁崇焕没预判敌军动向，敌军破关了，他没组织起有效阻击，甚至在行军途中，他还打乱了援军部署。
 
等他赶到北京城外，最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大同总兵满桂满身是血，带着重伤，当面指控他，说他暗中勾结外敌，拿毛文龙换和谈机会。
 
《清太宗实录》记载，这时候崇祯坐在大殿上，脸色铁青，一言不发。
 
被俘逃回的宦官也作证说，亲眼看见袁部下跟敌军营帐往来密切，连城墙上的守城军民都看见双方在城下闲谈。
 
面对满桂的厉声质问，袁崇焕竟然神色大变，愣是半天憋不出一句反驳。
 
当时皇太极亲率主力猛烈攻打德胜门，满桂等人在那边死战，最后相继壮烈殉国。
 
而袁崇焕驻守的广渠门，面对的只是一支偏师，根本没有大规模斩获。
 
此时的北京城外大量民居被毁，城外流民流离失所，百姓饱受兵祸之苦。
 
《明史·袁崇焕传》记载，都人因遭兵燹，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顿兵不战。
 
城墙上的百姓亲眼看着拿命供养的关宁铁骑面对敌军主力消极避战，猜忌和怒火彻底在全城蔓延开来。
 
事态还未到此为止，袁崇焕因诸多疑点被崇祯下狱审讯。
 
消息传开后，由祖大寿统领的大明仅剩精锐的关宁军竟连夜拔营向东离去，抛下被后金围困的北京城。
 
城外敌军仍在劫掠屠戮，城内普通百姓只能手持农具、刀具自发登城守卫，两厢对比，更让百姓心寒。
 
关宁军擅自撤离，暴露了巨大的治军隐患，这支关外劲旅上下只信服袁崇焕一人，朝廷调度难以约束。
 
长期下来，军中只知主帅恩德，弱化朝廷统辖的隐患彻底暴露，这局面彻底触碰崇祯底线，也让城中百姓彻底失望。
 
究其原因，袁崇焕为了贯彻自己的战略，树立个人权威，甚至有意弱化朝廷在军队中的存在感。
 
这种恩归于己的治军手段，让军队在主帅下狱时瞬间失控，只顾自保，这才是导致悲剧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