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春，打入日伪内部的王三川，身份已经暴露，汉奸劳乃心让他回来商讨要事，他不知是计，带着警卫员就赴会了！


余姚城里的气氛却比天气更加难以捉摸，侵华日军的败迹已从各个战场传来，驻扎在当地的伪政权如同秋后的蚂蚱，蹦跶得反而更凶。


中共地下党员王三川，此时已在伪余姚保安团潜伏了相当长一段日子。


他当着团里的副团长，白日里要应付点名、操练和劳乃心派下来的差事，到了夜里，才能借着酒意或牌局做掩护，把搜集到的情报一点点送出去。


有时是张粗略的布防草图，有时是日军运送物资的时间，这些东西被他卷成细小的纸卷，塞进鞋底或者帽檐里，再交到接头人的手上。


这种日子，每一步都踩在悬崖边上，说错一句话，走错一步路，都可能前功尽弃。

裂痕的出现往往悄无声息，劳乃心，这个时任伪余姚县长的中年人，在官场上浸淫多年，嗅觉灵敏得如同一条老狗。


他发现王三川最近有些“不对”：团里几个要紧位置的调动，王三川总要过问几句，话里话外像在试探什么；


城外有几次小规模的“摩擦”，抗日武装总是能提前避开日军的搜捕，而王三川恰恰在前几天打听过日军的行军路线；


更要命的是，劳乃心派去盯梢的人回来说，看见王三川在城北的茶馆里和一个穿长衫的陌生人低声交谈，等他的人靠近，那人已经消失在曲折的巷子里。


劳乃心没有立刻掀桌子，他坐在公署的办公桌后面，手指敲着桌面，叫来心腹吩咐。


去给王副团长送个信，就说城防的事有几处对不上账，要他明天下午过来一趟，带上最近三个月的人马名册，我们当面对一对。


那封信送到王三川手里时，正值傍晚，团部的院子里有人在擦拭枪支，金属碰撞的声音叮当作响。


王三川把信纸在灯下看了两遍，又对着灯光照了照，确认没有夹层。


他当然知道劳乃心没安好心，此番前去必定凶险，但他没想到，对方会直接选择在水路上动手脚。


有同志传过话来，说有人在劳乃心面前点了他的名，让他这段时间务必深居简出，可他更明白，自己这个时候不能乱。


一旦推辞不去，就等于坐实了嫌疑，之前的所有布置都会白费，甚至还会危及上线组织的安全。


他把信折好，对站在门外的警卫员说，去准备一下，明天跟我走一趟。


警卫员是个二十刚出头的小伙子，姓甚名谁已经不太可考，只知道他跟着王三川已经有一段日子，忠诚且手快。


小伙子没多问，只是回到屋里，把短枪擦了又擦，将子弹一颗颗压进弹匣，又检查了两遍鞋带是否系紧。


第二天午后，天低云重，闷得让人喘不过气，王三川只带了那名警卫员，从驻地动身。


他们没有走陆路，而是按照约定，在城东的码头雇了一艘乌篷船。浙东水乡，河道就是血脉，船老大撑着竹篙，船头剪开浑绿的河水，缓缓前行。


两岸的芦苇长得正盛，密密匝匝的，风吹过，苇叶相互摩擦，发出沙沙的声响。远处的村庄有炊烟升起，偶尔传来几声犬吠，一切都显得那么寻常。


王三川坐在窄小的船舱里，背靠着乌篷，目光始终没离开两岸的动静，他低声对警卫员说，注意看，芦苇太静了，鸟都不叫。


警卫员点点头，一只手始终揣在衣襟下面，握紧了枪柄，眼睛盯着两岸不断后退的芦苇。


船行至一处河湾，水流忽然缓了下来，这里离城已有数里，四周除了芦苇还是芦苇，连条捕鱼的小船都看不到。


就在这时，岸上传来一声干咳，这声咳嗽像是信号，刹那间，两岸芦苇丛中站起大片黑影，步枪和短枪的枪口几乎同时对准了河心。

船老大吓得“妈呀”一声，连滚带爬翻进水里，拼命向岸上游去，枪声随即爆响，子弹像雨点般倾泻到船上，船篷被打得稀烂，船板飞溅起碎屑。


王三川猛地拽了警卫员一把，两人伏在船舷后面拔枪还击，手枪的枪声在密集的步枪声中显得单薄，但他们依然冷静地瞄准，每一枪都逼得人伏低身子。


警卫员击中了岸边一个伏兵的肩膀，那人嚎叫着滚进芦苇，但包围圈太紧，火力太猛。

一颗子弹穿过船板缝隙，击中了警卫员的胸口，他身子一震，血立刻涌了出来，染红了前襟。


王三川眼睛红了，打光了一个弹匣，又摸出另一个，但终究挡不住从四面八方射来的子弹。


他身中数弹，靠在湿漉漉的船舷上，手中的枪渐渐垂下，河水被鲜血染红，又迅速被春流冲淡。1945年5月的这个午后，王三川和他的警卫员，再也没能踏上岸。


劳乃心后来对外宣称剿灭了一伙“抗日匪徒”，还想拿着这件事到日军那里去邀功请赏。


但他没能得意多久，仅仅三个月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伪政权顷刻瓦解，这个汉奸头子终究没能逃脱人民的制裁，被押上了审判台。


而王三川，把生命停在了胜利的前夜，他没有看到余姚城头更换旗帜的那一天，也没有听到街头巷尾欢庆胜利的锣鼓，但他用最后的枪声，告诉了敌人什么是中国人的骨头。


信源：王三川：打入日伪内部，为新四军提供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