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杨勇被废后，每天爬到树上朝着皇宫的方向大喊：“父皇，我冤枉啊！” 有一天，隋文帝隐约听见了杨勇的声音，问身边的杨素：“废太子在喊什么？” 杨素回道：“废太子得了疯病，大夫说治不好了。”

简简单单一句话，便切断了杨勇向父亲倾诉实情的全部通道，这位曾经名正言顺的隋朝储君，自此失去了和皇帝当面沟通的机会。这件事被记录在《隋书》与《资治通鉴》当中，成为隋朝初年储位之争极具悲剧色彩的一幕。

杨勇本是隋文帝杨坚的嫡长子，隋朝刚建立的开皇元年，他就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前后执掌东宫近二十年，长期协助父亲处理朝堂各类政务，原本是毫无争议的王朝接班人。

杨勇性格直率坦荡，喜怒哀乐很少刻意掩藏，这份真实放在普通宗室身上算不上过错，可身处波谲云诡的储君之位，却一步步给他招来了猜忌。

隋文帝向来推崇简朴自律，独孤皇后又十分看重夫妻专一的品行，杨勇却偏爱华丽的器物，对待正室元妃感情淡薄，格外宠爱侧室云昭训。

元妃猝然离世之后，独孤皇后内心生出怀疑，认定杨勇对元妃之死负有责任，父子、母子之间的隔阂就此埋下伏笔。

冬至时节，大批官员前往东宫向杨勇道贺，杨勇接受众人的庆贺，这件事传到隋文帝耳中，让皇帝生出太子急于攫取权势的疑心，开始逐步削减东宫的护卫力量，父子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

反观晋王杨广，十分懂得揣摩帝王与皇后的心思。平日里刻意维持勤俭自律的形象，只和正妻萧妃亲近，把自己包装成忠孝贤良的藩王。

暗地里，杨广主动结交朝中手握重权的杨素，拿出大量财物拉拢各方人员，不断搜罗东宫的细碎琐事，经过加工之后不断向隋文帝和独孤皇后进言，持续放大杨勇身上的缺点，一点点消耗皇室对太子的信任。

隋文帝曾派杨素前往东宫观察杨勇的状态，杨素故意拖延时间不肯入内，刻意激怒杨勇，再把杨勇流露出来的不满，当作心怀怨怼的证据回禀给皇帝，种种叠加之下，隋文帝废黜太子的想法越来越坚定。

开皇二十年，隋文帝正式下诏，将杨勇贬为庶人，囚禁在东宫之内，交由新晋太子杨广看管。

失去太子身份的杨勇始终认为自己并没有犯下足以被废的重罪，多次想要面见父皇，把心中的委屈完整讲清楚。可监管他的杨广牢牢把控内外通路，所有递交上去的诉求全部被拦截，隋文帝根本看不到他的陈情。申诉无门的杨勇万般无奈，才会选择爬上院内高大的树木，朝着皇宫方向高声呼喊，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够传到隋文帝耳中，求得一次当面辩解的机会。

可杨素一句神志昏乱、罹患疯疾的论断，就让隋文帝信以为真，杨勇的苦苦呼喊，最终只被当成疯人的胡言乱语，再也没有获得觐见帝王的资格。

幽禁的岁月里，朝堂之中也有少数大臣为杨勇发声，有官员上书劝谏，认为太子只是受旁人误导，应当给予训诫而非直接废黜，还有地方官吏上表，恳请皇帝给杨勇一块封地，让他改过自新，只是这些提议，都没能改变隋文帝的决定。

时光流转到仁寿四年，隋文帝在仁寿宫重病卧床，杨广在侍奉期间暴露出真实面目，发生的变故传入杨坚耳中，病榻之上的皇帝幡然醒悟，才意识到自己错怪了杨勇，打算派人把废太子召到宫中，甚至有重新立他为储的想法。

然而这份旨意还没来得及送出，皇宫局势就已经被杨广掌控，隋文帝骤然离世，朝堂局势反转。

杨广接管大权之后，秘不发丧，迅速抓捕朝中与自己立场相悖的大臣，随后伪造隋文帝的敕令，派人将杨勇赐死。事后虽然追封杨勇为房陵王，却不允许他的后代承袭这份爵位，杨勇的一众子嗣也接连遭遇厄运，曾经显赫的太子一脉就此走向衰败。

回望杨勇的人生悲剧，并不单单是某一个人的善恶造成。

杨勇不懂收敛锋芒，在皇权体系之下不懂得约束自身言行；隋文帝天性多疑，容易被身边的言论左右判断；杨广与杨素抓住机会步步布局，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最终酿成这场皇室悲剧。

这段往事也让后世有所感慨，杨勇没有犯下谋逆之类的滔天大罪，仅仅因为性格处事的短板，再加上宫廷权力博弈的裹挟，便从一国储君跌落深渊，连开口申辩的机会都被剥夺。

爬树呼冤这一幕，既是一个普通人绝境之下的挣扎，也折射出封建皇权环境之中，储君位置暗藏的重重凶险，一旦失去帝王的信任，哪怕是亲生骨肉，也很难拥有为自己辩驳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