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贺龙打算提拔老部下王尚荣担任旅长，毛主席突然反问：“当年给八路军送4000大洋的土财主高四爷现在何处？”

这个人就是高士一。
高士一家住任丘、雄县一带，当地人习惯叫他“高四爷”。1937年10月，他与杨琪良、高万德等人组织起“人民自卫军第五路”，总指挥部就设在高家场。那不是拿个番号就能打仗的正规部队，队伍刚起来时，吃饭、枪支、弹药、服装都要一点点想办法。
高士一做了一件很直接的事：拿自己的家底往里面填。他捐款、筹粮，又变卖田产和房产购买军火。有关高士一事迹的记载中，还有他拿出五千大洋、处置数千亩田产支持抗战的内容。数字在不同叙述中存在不同口径，但有一点很清楚，他不是只出了一个名，而是把相当一部分家产真正投入了抗日武装。
更难的是后面的代价。高家场遭日军焚烧，高士一的侄子高万玉被杀害，家族也因为组织抗日武装遭到报复。换成一般人，到这一步很可能会犹豫。高士一却没有散掉队伍，反而继续维持武装，在当地组织群众坚持抗日。
这就解释了他的价值。冀中平原打的是一种离不开百姓的战争。部队进村需要向导，夜里转移需要熟悉道路的人，粮食和药品也得有人筹。高士一在当地多年形成的人脉和号召力，到了战争年代，不再只是个人声望，而变成了一种可以直接支持部队作战的力量。
他的队伍后来经过整顿和改编，成为冀中军区独立第四支队。到了1939年，120师主力进入冀中后，贺龙、关向应面对一个现实问题：主力部队必须和当地已经发展起来的抗日武装结合，否则八路军来了是一股力量，地方队伍又是一股力量，各打各的，很难形成拳头。
1939年3月中旬，整编方案形成。715团与独立第四支队合编，组成120师独立第一旅。最后确定的领导班子颇有意味：高士一任旅长，朱辉照任政治委员，王尚荣任副旅长。旅下面共有715团以及第一、第二、第三团。
如果只看军龄，这个搭配确实不寻常。王尚荣长期带正规部队，高士一此前主要活动在地方抗日武装中。但真正进入工作以后，两人的分工很快显出了作用。高士一主动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地方联络和后方事务上，具体军事指挥更多由朱辉照、王尚荣负责。
这不是挂名，也不是谁给谁让位置，而是把各自最擅长的事情拿出来。王尚荣熟悉部队训练、作战和战术，高士一更熟悉冀中的村庄、群众以及地方关系。新旅刚刚合编，两部分部队生活习惯、作战经验都不同，有这样的搭配，磨合起来反而更快。
效果很快就在战场上出现。
1939年4月22日，120师在任丘大朱村召集独立第一旅干部部署整训，侦察人员突然报告，日军一支800余人的部队带着山炮和弹药车辆向齐会方向行动。部队随即从整训状态转入作战状态。第二天，齐会一带枪声响起。
战斗中，朱辉照、王尚荣不断调动部队堵截日军突围路线。日军从一个方向冲不出去，又转向其他村庄，独立第一旅随即调整兵力抢占要点。部队刚整编不久，却已经能够连续改变部署，这恰好说明原来的715团骨干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一面，独立第四支队留下的地方基础也不能忽视。熟悉道路、熟悉村落、能够发动群众，本来就是冀中作战的重要条件。所谓旅长和副旅长谁排在前面，如果脱离这一层背景单独看，很容易把这段历史理解成简单的“论资排辈”。
实际上，独立第一旅的人事安排体现的是另一套逻辑：部队缺什么，就让最合适的人补什么。王尚荣已经是成熟的军事干部，即使担任副旅长，他的军事才能照样可以发挥；高士一的地方影响力却不是随便换一个干部就能迅速复制的。
1940年以后，独立第一旅又转赴晋西北继续作战。1942年，部队调往陕甘宁边区绥德地区承担防务任务。到了这个阶段，高士一的长处仍然体现在组织、后勤和经济事务上，而王尚荣继续承担重要军事工作。两个人当年看似特别的搭配，实际上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后来，高士一逐渐转入后勤和地方建设领域，参加过晋绥和西北地区的交通、财经等工作。1961年，他调到北京，担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1968年6月16日，高士一因病去世。今天雄安新区介绍高家场抗战遗址时，仍把他组织人民自卫军第五路、毁家纾难坚持抗日的经历作为这处遗址的重要历史内容。
再看1939年的那次任职安排，就会发现真正值得记住的，并不是一个旅长职务最终落在谁身上。战争环境下，用人不能只拿履历排顺序。王尚荣的价值在于把一支部队练得更能打，高士一的价值则在于让这支部队在冀中真正扎下根。
一个熟悉枪炮和阵地，一个熟悉土地和百姓。两种本事放到一起，才构成独立第一旅当时真正需要的力量。这大概也是“高四爷”的故事能够一直被人记住的原因：他留下的不只是一笔抗日捐款，而是一段地方力量最终汇入民族抗战洪流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