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政府再次明确宣告：台湾不具备“国家”地位，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因此，长崎和平纪念典礼中，民进党当局所谓“代表”被赶到使节团区域外。可以说，这是赖清德被高市早苗政府当众羞辱，于是，民进党当局恼羞成怒罕见痛批日本“贬损”“矮化”台湾。

8月9日，日本长崎市举行原子弹爆炸81周年和平纪念典礼。这场本应聚焦和平与反核的仪式，却因为一个座位的安排，演变成了一场外交风波。

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李逸洋在脸书上主动披露，长崎市政府将台湾代表的座位安排在了“使节团区域”之外。

李逸洋声称这是“刻意矮化台湾国格与地位”，因此选择和两位公使一同缺席，改由福冈分处处长陈铭俊代为参加。代表处还发表声明，谴责长崎市政府“否定台湾作为国家的尊严与地位”。

说实话，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不是愤怒，而是觉得荒诞。一个口口声声要“维护尊严”的当局，在面对日本时却连当场抗议的勇气都没有，只敢在脸书上发发牢骚，然后选择缺席。

这种操作，与其说是“严正抗议”，不如说是给自己找了一个体面撤退的台阶。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在政论节目上质问得直接：李逸洋既然觉得被矮化，为什么不直接向日本外务省提出抗议？这个问题问到了根子上。

如果真的觉得“国格受损”，正常的做法应该是当场交涉、据理力争，而不是躲在大后方发一篇声明了事。这种“隔空抗议”的把戏，说白了就是既不敢得罪日本，又需要在岛内给支持者一个交代，于是演了一出“我很生气但我没办法”的戏码。

更让人觉得讽刺的是前后的反差。就在三天前，李逸洋还高调出席了广岛市的和平纪念仪式，而且据称当时受到的待遇与各国大使相同。同一个代表，同一个国家，广岛可以、长崎就不行？这中间的差别到底在哪里，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清楚。

有分析指出，去年长崎举行典礼时甚至没有邀请台湾方面参加，当时是台“驻日代表处”不断争取，李逸洋最终才被安排在“国际非政府组织区”参加典礼。

也就是说，去年就已经是“非政府组织”的待遇了，今年好歹还给了个“使节团区域外”的位置——某种意义上还算是“进步”了。去年能“忍辱出席”，今年就突然不能忍了，这种标准的变化，很难不让人怀疑是在刻意制造话题。

民进党当局对此的反应堪称“恼羞成怒”。李逸洋在声明中指责长崎市政府“迎合将台湾视为其一部分的中国”。这话说得好像日本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可问题在于，日本政府早在多年前就已经明确表示不会视台湾为一个“国家”。

高市早苗政府近期更是多次重申这一立场，在感谢各国各地区援助的清单中，台湾被列在地区栏位，排在巴勒斯坦后面。这不是什么秘密，也不是什么突然的变化——这是日本基于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的一贯立场。

民进党当局平时对日本极尽谄媚之能事，赖清德甚至跑到台南跪拜日本殖民者八田与一的雕像，声称要对日本“饮水思源”。现在日本只不过按照国际规则办了一件事，民进党就跳出来痛批“贬损”“矮化”，这种“翻脸比翻书还快”的操作，实在让人看不下去。

我必须要说的是，这种“双标”早就不是第一次了。民进党当局在钓鱼岛问题上对日本从来不敢说一句硬话，台湾渔民被日方蛮横对待时装聋作哑；面对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犯下的累累罪行视而不见，反而美化殖民统治。

现在倒好，一个座位的安排就让他们觉得“尊严受损”了。尊严这东西，要是真有的话，平时就不会那么卑微地去舔。平时跪得比谁都低，现在别人只不过没把你当“上宾”对待，就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这种心态，说到底就是“我可以跪你，但你必须把我当个人物”的自欺欺人。

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这次长崎典礼的座位安排，本质上不是什么“矮化”，而是国际社会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尊重。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早已明确，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日本与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长崎市的做法不过是基于这一基本事实的正常处理。民进党当局如果觉得被“羞辱”了，那只能说这种“羞辱”是国际现实给的，不是哪个人故意针对谁。国际社会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这是客观事实，不是喊几句“抗议”就能改变的。

说到底，这场风波暴露出来的，是民进党当局“媚日”路线的内在矛盾。一方面需要靠日本来给自己壮胆，另一方面又受不了日本按照国际规则办事时对自己的“冷遇”。这种矛盾不是今天才有，也不会因为这一次抗议就消失。

赖清德当局平时把“台日友好”挂在嘴边，肉麻地把所谓“台日关系”形容为“夫妻关系”，结果人家日本连一个正式的外交关系都不给，连一个典礼的座位都不愿意破例安排。这种“单相思”式的所谓“友好”，说到底就是一厢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