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义之下

1991年圣诞夜，戈尔巴乔夫在电视镜头前合上讲稿，苏联的七十载基业随之烟消云散。第二天，叶利钦的办公室里便摆出了一份崭新的方案：私有化。

“我们不需要一小撮百万的富翁，我们需要上百万的私有者。”叶利钦在1992年夏天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时，说得何等动听。“私有化券——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就是走进自由经济的通行证。”政府向每位公民免费发放一张面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总计发行1.48亿张。这套说辞的逻辑很完美：国家把财产分给人民，人民成为主人，经济因此焕发活力。

多么堂皇的名义。

然而现实是另一番光景。私有化券发到老百姓手中不久，恶性通货膨胀便席卷而来。1万卢布的证券，很快只能换来20美元，或者几瓶酒，再或者几斤香肠。为了活下去，人们不得不将这些“纸片”廉价抛售。而那些手里攥着现金、背后站着权力的人，则像秃鹫一般俯冲下来，一张一张地收购。俄罗斯的私有化，就这样成了国有优势企业的“大拍卖”，为瓜分国有资产开启了“合法”的大门。

紧接着是“贷款换股票”。1994年至1996年间，政府财政告急，寡头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银行借钱给政府，政府拿国有企业的股权做抵押。如果政府违约，股权归银行所有。俄罗斯政府当然违约了——或者说，它从一开始就没打算不违约。于是，诺里斯克镍矿38%的股份被Oneksim银行以1.71亿美元拿下，仅比最低报价多出10万美元。俄罗斯最大的石油企业，最终都以实际价值的一小部分出售。拍卖结束，俄罗斯政府只收获了10亿美元，比它理应得到的少了一半。

老百姓给这套把戏起了个新词——“prikhvatizatsiya”，意思是“掠夺化”。

到1996年，七个金融寡头已经掌控了俄罗斯超过一半的国民生产总值。石油、天然气、冶金、金融、传媒，国家的命脉攥在了七个人手里。他们是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波塔宁、霍多尔科夫斯基、阿文和弗里德曼、斯摩棱斯基。这些人当中，有人做过政府部长，有人当过共青团市委第二书记。他们从前管过这些企业，如今又买了这些企业，价格只是象征性的。官员们将手中的对国家财产的支配权、管理权，变成了“所有权”。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批评过，哈佛大学的格德曼教授也批评过。连索罗斯都看不下去了，称其为“掠夺式、强盗式、野蛮的”。这位美国金融大亨写道：“国家瓦解了，而每个人都在千方百计偷窃国家的财产。”

而私有化的总设计师丘拜斯——日后被称为“俄罗斯私有化之父”的那位——却有一番高论。他说，私人所有制的建立是“绝对的价值”，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有时候只能放弃某些经济上的有效方案”。换言之，国家财富可以不要，人民死活可以不管，只要“私有”这两个字立住了，千秋万代都会感谢他。

这话说得太漂亮了，漂亮到让人忘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些被他“私有化”出去的工厂、油井、矿山，是苏联人民七十年积攒下来的。它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几代人的血汗筑成的。把它们以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价格塞进几个人的口袋，然后管这叫“改革”，管这叫“自由”，管这叫“融入世界文明之林”——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昂贵的修辞学实验。

丘拜斯后来成了俄罗斯最不受欢迎的人。这并不奇怪。一个把全国人民的储蓄罐砸碎、把里面的钢镚儿分给几个体面人、然后告诉大家“这是为了你们好”的人，走到哪里都不会受欢迎。而那些揣着钢镚儿的体面人，后来有的流亡海外，有的进了监狱，有的至今还在福布斯榜上笑着。至于那些当初攥着私有化券、幻想着成为“上百万私有者”的普通人——他们中的大多数，至今也没弄明白，那张印着1万卢布的纸片，怎么就变成了一瓶酒、几斤香肠。

名义这个东西，有时候比刀子还厉害。刀子只能伤人，名义却能让人心甘情愿地把脖子伸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