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八路军344旅旅长出现空缺，朱德、徐海东、黄克诚都推荐了同一个人，可毛主席却发来电报：“不用他，另派人来！”
任命似乎已经定下来了，谈话也谈过了，旅里的不少干部甚至开始把田守尧当作新旅长看待。
偏偏在这个时候，延安发来的决定改变了一切：田守尧暂时不能接任，344旅的旅长要从别的部队调人担任。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干部调整。
1938年夏，344旅正在太行山区活动。这支部队由红十五军团的一部分改编而来，老战士多，战斗经验丰富，内部关系也很紧密。旅长徐海东长期带伤作战，身体情况越来越差，只能申请去延安治疗和学习。
旅长一走，部队不能没人负责。
徐海东临行前，推荐了687团团长田守尧。正在344旅检查工作的朱德也认可这个人选，旅政委黄克诚同样表示赞成。三人的意见很一致：让田守尧代理旅长，既熟悉部队，又能尽快接上工作。
田守尧当时只有23岁，年轻得有些出人意料，却并不是没有经历过风浪。
1938年2月25日，687团团长张绍东、参谋长兰国清带着少数人员叛逃。消息传来，全团上下受到很大冲击。田守尧原本是副团长，临时接过团长职务，组织整顿队伍，稳定军心，没有让事态继续扩大。

朱德还专门找田守尧谈过话，让他先做好代理旅长的准备，等待上级正式任命。消息传开后，很多人觉得，这件事大概不会再有变化了。
然而，上级考虑的问题比一个团、一个旅看到的更远。
344旅是当时八路军的重要主力，人数接近万人。团长主要负责一支团的作战和管理，旅长却要统筹多个团，还要处理根据地建设、群众工作、部队整训和各方向协同。田守尧勇敢能战，但他的领导经验是否足以马上驾驭这样一支大部队，仍需要慎重判断。
更关键的一点，是344旅内部长期由红二十五军、红十五军团的老干部担任骨干。老战友彼此信任，本来是好事，可一旦干部使用只认老关系、老部队，就会形成较强的本位观念。
年初刚刚发生的张绍东、兰国清叛逃事件，已经暴露出干部教育、组织纪律和内部管理方面的问题。此时若继续完全从原有班底里选择旅长，虽然工作衔接方便，却不利于打破封闭状态。
经过反复考虑，毛泽东、彭德怀没有同意原来的推荐，决定另派干部。调来的正是杨得志，由他担任344旅副旅长、代理旅长。
杨得志来自343旅系统，参加过平型关战斗，也有较长时间的带兵经历。他与344旅原有干部没有太多旧关系，处理问题时受到内部人情牵扯相对较少。这种安排，不是为了排斥哪一支老部队，而是要让不同红军部队的干部互相交流，把队伍真正拧成一个整体。
决定传来后，田守尧心里确实不好受。
他已经接受过谈话，旅里的人也知道他可能升任旅长，结果正式命令下来，岗位却交给了杨得志。一个23岁的年轻干部突然遇到这样的变化，觉得委屈、脸上挂不住，并不难理解。
徐海东离队前，旅部举行聚餐为他送行，田守尧没有参加。
朱德看出这不是普通的缺席。如果不及时解决，个人情绪就可能变成干部之间的隔阂，最后影响部队指挥。于是，他让黄克诚召集旅党委会，当面谈清楚问题。
会议开始后，大家顾虑很多，一度没人愿意开口。黄克诚先发言，但语气比较委婉。朱德认为，这样绕着问题走，起不到帮助同志的作用，便严肃批评了与会干部。
朱德随后对田守尧说：“戏点到谁，谁就唱，没点到你，就不能出台。”这句话听着直白，道理却不轻：岗位不是按照个人愿望安排的，也不能因为没有得到某个职务，就影响正在承担的工作。
田守尧接受了批评。
此后，他没有消沉，更没有在杨得志面前故意设置障碍，而是继续带兵执行任务。杨得志也没有把他当成竞争对手，双方逐渐在工作中建立起信任。一次可能引发内部矛盾的人事变化，最终没有造成队伍分裂。
344旅随后展开整训，重新总结抗战以来的作战经验，把过去习惯采用的正面强攻，逐步调整为更适合敌后环境的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1939年初，杨得志带领部分部队越过平汉铁路，进入冀鲁豫地区，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抗日武装。到3月间，相关部队与地方力量合编为冀鲁豫支队，为后来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田守尧也没有被埋没。1939年，他被任命为344旅副旅长，后来又担任新编第2旅旅长、第5纵队第2支队司令员。组织没有因为他一时闹情绪就否定他，而是让他在实际工作中继续接受锻炼。
到了华中抗日战场，田守尧已经成为能够独立负责一支主力部队的指挥员。
皖南事变后，他担任新四军第3师第8旅旅长，率部在苏北盐阜地区作战。早年那次职务落选，并没有成为他心里的死结，反而让他逐渐明白，能不能担当重任，最终还要靠战场、工作和时间来证明。
1943年3月，田守尧与新四军第3师参谋长彭雄等人奉命前往延安学习。他们准备从苏北出发，经海路进入山东，再转赴延安。
3月17日，船队行至赣榆小沙东附近海面，遭到日军巡逻艇拦截。战斗中，田守尧负伤后仍坚持指挥，最终与彭雄等人壮烈牺牲，年仅2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