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2岁的县委书记在田埂上盘算修渡槽的事，被骑自行车跑了20里的干事追回来：省里调你去当省委书记。

1975年的粤西夏天，日头像烧红的铁锅，扣在罗定盆地上。

田埂上的泥土被晒得发硬，脚踩上去，蹭起细碎的土末。

42岁的郭荣昌蹲在田埂边，裤腿卷到膝盖，小腿沾着半干的黄泥。

他手里捏着半张皱巴巴的烟盒纸，铅笔头划得纸面发毛，画着渡槽的走线草图。

他低着头算桥墩间距，算水流落差，算这一渠水过来，能浇活多少亩田。

不远处的稻田里，禾苗蔫头耷脑，叶尖泛着枯黄色。

罗定十年九旱，老辈人都叫它“饿定”。

早年大旱之年，全县几万人背井离乡的惨状，郭荣昌一直记在心里。

1973年他来罗定当县委书记，行李没放稳就扎进了乡下。

他跟县里的干部说，罗定人不能世世代代看天吃饭。

得修一条大渡槽，把泷江上游的水引到金银湖水库，老百姓就不用再逃荒了。

可这事难如登天。

工程预算两千多万，当时罗定全县一年财政收入才九百万。

有人摇头，说这是异想天开，县里掏不出这么多钱。

郭荣昌不争论。

他带着技术人员接着跑，接着测，接着算。

他说，钱不够就省着花，发动群众一起干；技术不够就学着干，摸着石头过河。

罗定人苦了几百年，这事再难，也得啃下来。

1975年，方案终于磨出了眉目。

他走到哪，都揣着那张草图。

田埂上、山坡上、老乡屋檐下，掏出来就能画两笔，算一阵。

这天他一早就出了县委大院，沿着田埂一路走，满脑子都是渡槽的事，没听见身后越来越近的自行车声。

追他的是县委的年轻干事。

干事揣着省里发来的加急调令，从县城出来一路打听，一路猛蹬。

整整骑了二十里地，后背的衬衫湿得能拧出水。

远远看见田埂上蹲着的身影，他扯着嗓子喊：“郭书记！等一等！”

郭荣昌慢慢回过头。

干事捏着车闸歪歪扭扭停在田埂边，跳下车扶着车把喘了半天，才把攥得皱巴巴的调令递过去。

“省里来通知了，调您去当省委书记，让您立刻回去。”

郭荣昌愣了几秒。

他的手指还捏着那张烟盒纸，铅笔印蹭得指尖发黑。

日头照在调令的红印章上，亮得晃眼睛。

他没先接调令，反倒低头又看了一眼手里的渡槽草图。

半天才开口，声音平平的：“这么急？”

干事点头，说省里的同志已经在县委等着了。

郭荣昌慢慢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泥土，把那张烟盒纸仔细叠好，放进上衣内侧贴胸口的口袋。

然后才接过调令，脸上没什么喜色，半句升官的话都没说。

他抬手指着眼前的稻田，跟干事说：“等渡槽修起来，这里年年都能种双季稻，家家户户都能吃上饱饭。”

干事催他快走，说人都等着呢。

郭荣昌点点头抬腿往回走，走出去几步又回头，望了一眼远处的山坳——那是渡槽要横跨的地方。

回到县委大院，省里的同志跟他谈完任职安排。

他第一句话问的不是职务，不是待遇。

他问：“我走了，长岗坡渡槽的项目，还能不能接着干？”

对方说组织上会安排后续工作，让他放心赴任。

郭荣昌摇了摇头。

他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是罗定几十万老百姓盼了几辈子的事，不能因为我走了就半途而废。

临走前那几天，他没收拾自己的家当。

天天泡在水利局的小办公室里，跟技术人员核对图纸，整理所有工程资料。

他跟接任的县委书记反复交代，这个工程是罗定的命根子，再难也要干下去。

1975年6月，郭荣昌离开罗定。

没有欢送仪式，没有前呼后拥，背着简单的行李就走了。

上衣口袋里，还装着那张皱巴巴的烟盒纸草图。

1976年11月，长岗坡渡槽正式动工。

全县群众带着锄头扁担奔赴工地，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靠人力一砖一石垒起了这座工程。

1981年1月，渡槽竣工通水。

五千二百米长的槽身横卧青山绿野间，奔涌的河水注入金银湖水库。

从此，罗定八万多亩农田旱涝保收，五十五万人的用水有了着落，昔日的“饿定”成了“粤西粮仓”。

郭荣昌后来在省里任职，始终惦记着这条渡槽，好几次回罗定都要专程去看看。

有人说，42岁升任省委书记，是多少人盼不来的天大喜事，换别人早就欣喜若狂。

可他蹲在田埂上，满脑子装的还是那条没修起来的渡槽。

其实道理很简单。

有的人的仕途，在办公室里熬出来。

有的人的前程，踩着田埂一步步走出来。

脚下沾的泥土越厚，心里装的百姓就越重。

他蹲在田埂上盘算的，从来不是自己的官职能做多大。

是一渠清水，是万担粮米，是几十万老百姓安稳的日子。

这样的人，走得再高，根也永远扎在泥土里。

就像长岗坡渡槽一样。

风吹雨打四十多年，安安静静横卧在山野之间。

不言不语，却滋养着一方土地，护佑着一方百姓。

老百姓心里永远记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