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律德光攻灭后晋，却发现镇不住那帮节度使，这些人一言不合就敢砍下契丹使者的脑袋。无奈之下，这个起初雄心勃勃的契丹国主，放弃了控制中原的念头。

公元947年正月，耶律德光率领契丹铁骑开进后晋都城汴梁，末代君主石重贵出城屈膝投降，存续十一年的后晋政权宣告覆灭。

志得意满的耶律德光在汴梁崇元殿换上中原帝王的礼服，正式改国号为辽，定年号为大同，满心期盼以草原霸主的身份坐稳中原江山，实现游牧王朝入主华夏的宏图夙愿。

为了快速收拢地方势力，耶律德光向境内所有藩镇派遣宣慰使者，要求各地节度使赶赴都城觐见、递交效忠文书，初期不少久经战乱的藩镇长官迫于兵锋压力，选择遣使称臣，朝堂之上一度呈现出全境归附的假象，让耶律德光误以为平定中原已是板上钉钉的事。

可表面的归顺仅仅是权宜之计，五代数十年藩镇割据的根基早已根深蒂固，手握兵权的节度使早已习惯自主掌控属地军政、财税大权，根本无法接受契丹朝廷自上而下的强硬管控。

雄武节度使何重建是第一个撕破伪装的地方大员，面对契丹使臣下达的入朝诏令，他直接斩杀来使，率领麾下军民向西投靠后蜀政权；泾州守将史匡威同样拒不遵从辽国号令，依托城池固守自保，切断辽国向西拓展的通道。

两地的消息传开后，各地藩镇的抵触情绪爆发，原本假意臣服的将领纷纷显露反意，陕州守将赵晖集结亲兵诛杀辽国任命的节度副使与随军监军，当众宣告反辽；密州、棣州两地刺史直接带着属地军民投奔南唐，辽国搭建的地方统治框架还未成型，就出现多处断裂缺口。

激化矛盾的核心诱因，是契丹军队延续草原传统的 “打草谷” 补给模式。

契丹常年没有常态化军饷体系，士兵粮草、物资全部依靠行军途中劫掠获取，即便身处中原腹地，耶律德光也没能严格约束军纪，契丹骑兵在汴梁周边数百里城乡肆意掠夺粮食、牲畜、财物，青壮年百姓被强行掳走，老弱妇孺流离失所，郑、滑、曹、濮等州县田园荒芜、村落残破。

除此之外，耶律德光为充盈国库，下令在全境强行搜刮钱财布帛，从文武官员到寻常百姓一概强制摊派，严苛的苛政让底层民众的反抗浪潮接连涌起。滏阳百姓梁晖聚集数百壮士突袭相州，全歼城内契丹守军；澶州义军首领王琼带领千余民众猛攻州府衙门，各地小规模起义此起彼伏，少则数百人、多则上万民众结成队伍袭杀契丹官吏、焚毁粮草据点，契丹驻军疲于四处平叛，机动兵力被严重分散。

局势迎来决定性转折的节点，是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定国号为后汉。他打出抵御外族、光复中原的政治旗号，一纸檄文传遍黄河两岸，此前观望摇摆的节度使下定决心倒戈，接连诛杀辽国使者、驱逐契丹地方官吏，整建制投靠后汉阵营。

原本分散的民间义军与藩镇兵马形成呼应，辽国在黄河以南的管控区域快速收缩，耶律德光收到的告急文书源源不断，想要调集主力镇压叛乱，却面临多重现实桎梏：契丹将士长期身处中原温润气候，水土不适引发疫病蔓延，骑兵作战能力大幅下滑；若是强硬调兵围剿藩镇，留守北方的兵力空虚，还要防备草原后方出现变故。

耶律德光曾试图调整统治策略，召见五代名臣冯道询问安民方略，想要停止劫掠、收拢民心，但常年劫掠形成的军士习气难以扭转，底层将士不愿放弃劫掠带来的收益，高层贵族也贪图中原财富，政令根本无法落地。接连的挫败让这位草原帝王心态崩塌，

耶律德光在和近臣闲谈时感慨直言，自己从未料到中原军民的反抗意志如此坚定。此时的汴梁皇宫，早已不是号令天下的权力中心，更像是一座被反抗浪潮包围的孤城，继续留守只会陷入被合围的绝境。

大同元年四月，耶律德光正式下达北撤命令，带着后晋宫廷的金银珍宝、宫人宦官以及归附的中原官吏踏上归途。

行至栾城杀虎林一带，长期郁结烦闷加上病痛侵袭，耶律德光骤然离世，辽国高层为稳定军心，将其遗体用盐腌制保存带回草原。

随着辽太宗北逝，留守汴梁的契丹大将萧翰无心固守，强行扶持前朝宗室短暂坐镇都城后，迅速领兵北返。

中原大地再度回到藩镇角逐的格局，刘知远顺势率领大军南下收复汴梁，后汉正式接管中原核心区域。

耶律德光以武力征服中原的尝试，短短三个月便宣告全盘失败。